我以前对创投类活动很畏惧。我看到过很多企业都在搞创投大赛，比如拿出数百上千万元资助100个项目。但是这种创投大赛，没有考虑把困难转嫁到了谁身上。

    有些基金会在寻找资助伙伴时，不停地审判他人。参赛者要获得这笔钱，就必须不停地填表、演说，证明自己很优秀，证明自己值得这笔钱。这固然是一种训练，却让申请者承担了过多的困难，要求太苛刻了。诺贝尔奖什么时候需要个人自己去费劲申请了？而是由评奖委员会挑选获奖者，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有些基金会则把困难推给了有钱人，比如企业家。企业家们进入陌生的基金会系统、公益领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决策。还有些基金会则把员工成长的风险跟组织的成长捆绑在一起。

    而中国的公益创投还存在“马太效应”——趋同者众。基金会、社会组织都在追逐无风险的项目、无风险的公益，以减少自己发现、调研、信任和揣摩的成本。因为不管跟进一个在地的行动者还是公益团队，发现和评创的过程都很耗精力。大部分机构不愿意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于是就顺着别人已有的渠道和发现进入该领域。

    公益创投想要找的对象应该要比基金会更擅长或更早发现社会需求点。但问题在于发现是不是真的有效，解决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效？团队必须拿出精力、学识去做一段时间，如果这两点没有办法同时得解，就是假问题、虚问题。有些基金会举办的创投大赛资助了很多自以为发现了问题、发现了需求的项目，结果很多项目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所谓创新，生命力很短。今天是创新，明天就老了。可能有些机构一辈子就创新一次，20岁创新一直到60岁，中间的40年是一个守旧的过程，而且创新一般只是某个角度的创新。

    假如一个机构在理念、行动或管理方式上进行创新，对资助方而言，这无疑构成很大的风险。很多基金会会考虑敢不敢跟这样的机构来往。

    另外，中国现在很少有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的团队，有的创新或许会对现有体制形成挑战，资助者还愿意跟进吗？

    面对创投的代价和风险，投资人抱有什么样的意愿最重要。哪怕只支持5块钱，也要做好5块钱都打水漂的准备，而不是投了5块钱就一定要得到回报、得到收获。

    “自然大学”发起人  冯永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