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3日的云南鲁甸地震已过去一周有余，参与紧急救援的队伍开始陆续撤离，救灾即将进入过渡安置阶段。

    据云南昭通鲁甸６.５级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截至８日１５时，地震造成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昭阳区、永善县和曲靖市会泽县１０８.８４万人受灾，６１７人死亡，１１２人失踪 ，３１４３人受伤，２２.９７万人紧急转移安置，２.５８万户８.０９万间房屋倒塌。截至8日14时，全国共有大额捐赠266笔，合计款物约7.58亿元，参与一线救援的社会组织近50家。

    灾害频发，促使民间救援力量迅速成长，经过汶川、玉树、芦山屡次救灾的锻炼，民间救援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同时也存在专业性、协作性等差距。此前的4·20芦山地震后，为了更有效地救灾、协同合作，社会组织之间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联合体或救灾平台，并有意识形成统一对上的需求，拧成合力与政府沟通、寻求更好的合作。同时，芦山地震后四川政府专门成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参与救援的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地、信息集纳等后方支援，双方初探合作互动模式。

    鲁甸地震后，已成立的各个救灾联合体、网络在鲁甸地震救援中行动更加快速有效，新的联合体也在形成。怎样更有效地联手协作，实现有序救灾，而非资源重复，成为民间组织和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

    ■ 公益时报记者 王会贤

    政府：成立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

    8月7日，地震后的第五天，云南省民政厅成立“云南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在各民间救援队伍看来，可能稍微有那么点晚，但还算及时。

    平台成立之前，组织者还邀请了社会组织代表听取意见，为了更能发挥实质性作用，还派遣工作人员前往一线与救援组织进行沟通。

    平台成立后，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三处处长姜莉，与各救援联合体早前两天组成的“民间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的首位轮值主席邢陌（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执行主任）进行了沟通，对于民间平台和政府平台的合作关系，提出了“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八字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民间组织救援力量进入灾区如果遇到困难，不论是最实际的通行证，还是每天的信息共享，政府平台可以提供协助。

    “我觉得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把政府平台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可以收集民间组织的信息。民政厅也很迅速，姜莉处长直接跟救灾指挥部沟通，帮助解决了通行证的问题，陆续也有物资调拨过来。”邢陌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联合体：鲁甸抗震救灾民间协作大本营

    地震后的第二天，鲁甸抗震救灾民间协作大本营（以下简称“大本营”）成立，地点设在鲁甸县特殊教育学校。

    早在4·20芦山地震救灾的时候，已经出现的民间联合救灾这次更进一步，有大概六七个联合体或救灾平台网络。比如壹基金的救援联盟和联合救灾两个网络、扶贫基金会的人道主义救援网络，还有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友成基金会的救援网络等，这种救灾网络的独立性更强，工作模式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很快就进入状态。

    邢陌介绍，其他的网络是之前已经成立，内部相对熟悉，有运行经验。新成立的大本营，核心的几个人，从汶川地震开始就有合作关系，也有很多其他网络没接收的组织加入，零零散散涵盖了全国各地来鲁甸救灾、没有自己的基地提供后勤保障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组织。

    “其中有彼此不认识的，甚至是在汶川或雅安救灾中曾经有过矛盾的组织，救援队成员的个性又都很强，所以这个大本营可能是协调管理上最困难的。”邢陌说，“好在我们并不是管理他们，只是提供协调和服务。”

    协作：“大、小山头”的联合

    8月4日，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郝南和邢陌商量，觉得各个联合体之间、与政府之间应该有对话和交流，这是实现有序救灾的前提。

    邢陌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原来民间救灾是小山头林立，可能有上百个，互不买账，这次只有六七个大山头，基本把有经验的救援组织都囊括在内了，小山头还有，但不像以前那么零散。大山头并不是不好的称呼，它有它的好处，运作效率高。我们要为这些山头搭建一个桥梁，让大家有对话，因为目前大山头之间的沟通还很少。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跟政府的交流和对话，让在地救援组织的信息和需求传达到政府部门，这个之前也没有。

    在与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青基会负责人商量之后，在团省委的支持下，8月5日，民间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成立，这是一个虚拟网络，相当于各救灾联合体的联席会议。首次会议地点设在了大本营，邀请了包括壹基金救援联盟、扶贫人道网络、华夏救灾基金等参加。由于没有打印机，现场手写了一份联合倡议书，在这份倡议书的最后一条，明确“发起机构承诺不以本平台名义募集资源”。

    为何要加上这一条？是吸取芦山救灾的经验教训。邢陌解释道：“这次来云南的救灾机构中，有2/3以上是参加过芦山地震救援的，雅安救援中也成立了类似的平台，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的。但小伙伴们反映，雅安的平台存在着垄断资源的问题，资源被少数组织霸占，这也让大家很警惕，生怕这次会出现类似的事情。所以这次加上了这一条，避免再出现矛盾。”

    对话：政府与民间的沟通

    协作平台的第二次会议由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杨军协调，鲁甸地震相关的各级政府官员也来参加。参会的民间救援代表很激动，提了不少意见，讲在救灾中遇到的困难，包括交通管制，前期救援人员进入震区，后期支援因为管制不能跟进。这些问题经过反映后很快得到了解决。

    第三次会议在9日召开，团省委领导和近四十家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经过了上次的提意见、发牢骚，解决了初步沟通问题，这次会议重点完全集中在灾民的需求上，并提到了能否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当地大片的花椒林已经到了收获季节，可以贩卖换取资金，有的社工机构已经在计划建立社工服务站。

    早在2011年10月，修订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就包含了组织指挥体系、应急准备、信息管理、预警响应、应急响应、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等多项内容。《预案》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分为4个级别，并在不同级别下规定了各政府部门职责。

    鲁甸地震发生最初，政府根据伤亡情况启动三级应急响应。随着地震灾情的发展，按照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家减灾委于4日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Ⅰ级，进一步支持鲁甸地震灾区做好救灾工作。

    “在国家应急预案中是将民间救援包含在内的，但规则没有很好地实施。”邢陌说，“这次救灾的最初，政府和民间力量还是没有结合在一起。”物质救助上，民间救援组织所占的比例大概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不到百分之一。投入的救援人员数量政府肯定也是主导，民间救援一个联盟最多也就几百人而已。但我们同时要看到，参与救灾的部队大多没有经过专业救灾训练，年轻的战士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救援。民间救援队虽然这两年才发展起来，但在专业性上要好一点，是用技术拯救生命。（下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