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弃婴岛”在短短的时间内从收获喝彩到遭遇质疑尴尬，其实在宋代也有同样的弃婴和流浪儿童问题，“慈幼局”只是一个缩影，反映出某种程度上宋朝的福利制度甚至超越今天。从本期开始“寻找慈善传统”将陆续刊登宋代的儿童权益保护制度及相关福利政策。

    两宋是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的大环境造成了宋代民间陋习的产生，进而促成政府大规模介入弃婴、流浪儿童的救助。  民间“生子不举”盛行

    南宋人的生育观比较特别，由于战争的原因，大量北民南迁，主要城市人口空前膨胀，以至于形成了市民、乡民自发进行计划生育的奇怪现象——生子不举，并日久成俗，成为当时流传东南一带的风俗之一。这在元人修的《宋史》、当时宋人笔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有提及。

    “生子不举”又叫做“洗儿”，就是父母遗弃或虐杀婴儿来控制子女数量，理想中的孩子数量是两子一女，等到第四个孩子出世时，无论男孩女孩都是一样要被“洗”，没有性别歧视。百姓溺婴现象并非全部是虐杀，大多则倾向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大街上。

    由于“生子不举”之风的盛行，朝廷不得不出面干预，开始时宋朝中央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家庭不要丢弃新生儿。比如，在孕妇妊娠期内，免其丈夫的杂色差役，给予新生儿家庭物质、资金补贴等等，但是“以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可见民间对于朝廷政策的逆反现象很普遍。

    鼓励政策不能减少弃婴现象，所以朝廷对于弃婴，开始采取政府主导的慈善救济，负责收养婴儿的机构被称为“慈幼局”或者是“慈幼庄”。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南宋）其国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

    宋朝以前，政府性的社会救济特别是针对平时救济远不如两宋发达，往往只关注于灾荒，而平时的济贫则在一些社会组织内部消化了。宋代的幼儿救助，从贫困家庭的孕妇妊娠、新生儿出生，到灾荒、饥歉年间幼儿的遗弃，不断完善，渐渐形成每一个环节明确的救助和保护措施，此外还设有官方幼儿救助机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古代政府的幼儿救助事业是从宋代开始的，对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幼儿救助有深远影响。

    兴办慈幼局

    在北宋时期，慈幼并没有从其他的济贫机构中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机构，而那时承担此责任的是福田院、居养院、广惠仓等济贫机构。如福田院由最初收养老人的专门性慈善机构发生了一些功能变化，同时领抚少数弃婴、流浪儿童。

    宋室南渡后，也承北宋之衣钵，一如继往地重视救助和保护流浪儿童的慈幼之政。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江南地区谷物歉收。吴兴知州郑作肃的乡绅见弃婴盈道，于是设立了“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这便是慈幼庄的雏形，虽然它是由民间绅衿创设，但经费也得到官府的资助，因而带有半官半民间的色彩。

    历史研究员吴钩介绍，慈幼局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创立于临安，位于公益医疗机构施药局之侧，这样的用意是有利于对患病婴儿、幼童的救治。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在临安慈幼局运作成熟之后，朝廷又下诏要求“天下诸州建慈幼局”，次年，宋理宗又诏曰：“朕尝令天下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这是一位宋代君主的慈幼理想。

    于是，以慈幼局为典型的宋代流浪儿童救助机构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及至南宋末年，官方设立的慈幼局已十分普遍。由于宋政府的一贯重视，慈幼局在拯救流浪儿童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养教并重 用好罚没收入

    慈幼局在对幼儿收养程序上十分严格，首先要进行辨别，确定婴儿孩童的身份、归属地等，在确认为弃儿后要进行“注籍”，类似今天注销户口的意思，然后才给予收留。

    在救助年限和救助标准上也有明确限制，根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述，慈幼局是这样运作的：“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

    南宋时期，各地所设的幼童救助保护机构，叫法很多，慈幼局、慈幼庄、婴儿局、举子仓，虽然名称不一，但功能都是一样的。运作方式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民间执行，也有利用政府罚没的财产来支持收养流浪儿童的，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如嘉定十年（1217年），江东转运使真德秀在建康府设立的慈幼庄，收养因饥荒而被遗弃于道路的婴儿和流离失所的流浪儿童，利用没收入官的财产——拨置1300亩官田作为慈幼庄的恒产来支持慈幼庄运作，同时还对幼儿的抚养方式、收养年限、病故问题等制定了完备的管理制度，以至于慈幼庄“逾四十年相仍不废”，在宋朝慈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原慈幼局对收养的弃婴流浪儿重养轻教，以致将来无以谋生，酿成终身贻误。有鉴于此，江西提举常平司黄震提出慈幼局要变消极救济之法为积极之策，教养并重，使幼儿长到一定年岁后能够独立谋生，糊口养身。他表示，如果有店铺商家想要伙计，可以将孤儿雇佣或收为养子，他将会给每个收养家庭金钱和粮食作为每个孩子的养育费用，让他们能够“各自习学道业，求长久活路”。

    这样就解决了慈幼局等救助机构儿童长大后的生计问题。这表明，流浪儿童救助事业发展到南宋末年已臻于完善，不仅得哺育，还开始重视教养。在慈幼善政方面教养并重，双管齐下，这标志着宋代救助幼童事业已前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

    鼓励民间收养

    亲生不可再认

    救助儿童单靠政府之力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归根到底还要动员起一切可以动员的民间力量。

    对于那些收养孤儿的家庭，政府会给与经济补贴，规定“每月支钱一贯文，米六斗，至五岁止”。对于婴儿还会招募愿意喂养的哺乳期妇女做志愿者，比如“无人家收养者，所属官司招募有乳妇人寄养，月给一同，至七岁止”。

    适逢饥荒年景或隆冬时节，弃婴增多，人民生活艰辛，四处逃散，有的把子女卖给富裕之家，有的则把幼儿遗弃于道路，民间救助力量就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还会出现二次抛弃。因此，宋朝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安稳民心。对这些被遗弃的幼儿，政府鼓励民间收养，最有名的一条，就是制定养子法令鼓励收养义子，亲生父母“将来不许认识”。对收养弃儿成绩突出者，政府给予奖励。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规定:“如上户士大夫家能收养五十口，具名以闻，乞行旌赏。州县官措置支给钱米收养百口至二三百口者，具名以闻。”嘉定四年（1211年）七月，“诏抚州寄居迪功郎新袁州万载县主簿段子雍，以岁旱收养遗弃童幼二百二口，后至食新，并责还父母亲属，可特循从政郎。”宋朝地方官员也强化地方政策，如“凡因灾伤弃遗小儿，父母不得复认”。

    正因为有这样一批朝廷对幼儿的救助法令，大大提高了收养人的积极性。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收养，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鼓励。因此地方在收养弃婴时也采取了积极实用的方法。一些地方官，也想方设法积极收养弃婴。

    比如江东安抚使洪遵曾上奏朝廷，陈述其收养弃婴的措施:第一，收养童幼，各县有知县和巡尉负责；第二，弃婴中可以自立者，交由寺观收养，政府提供钱米，寺观主持每半月都要向官府汇报收养弃婴的人数及身体健康情况，如有疾患，官府给药，若有死亡，官给棺木埋瘗；第三，对那些尚在哺乳的幼儿，官府交给有乳之家收养，官给钱米，并定期查看幼儿身体状况，有病者，官府给药，死亡者，官给材木安葬。对偏远乡村遗弃小儿，则责成保正负责。

    公益时报记者 闫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