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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8版) “中和农信”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起源于1996年世界银行在秦巴山区做的扶贫项目。2008年11月开始,基金会将小额信贷从项目制转为市场化运作,成立了“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和农信”累计发放贷款80万笔、计68亿元。项目区覆盖全国15个省的112个县,其中80%的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 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有34.7%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而农村民间借贷参与率高达43.8%。事实证明,农村金融存在巨大的空白尚需填补。但同时,这块因“空白”而造成的金融蓝海,其市场价值也正在被发现重估。 创建于2006年的宜信公司把握先机,利用P2P的模式将出借人与大学生、工薪阶层、微小企业主和农民进行对接。出借人通过利息收益获得回报,宜信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2009年,宜信推出了具有公益色彩的“宜农贷”平台:宜信与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合作,机构将需要借款的农户信息上传到该平台,包括照片、家庭情况、贷款用途、期望贷款金额等。出借人可以据此进行选择,出借给农民的资金会分成小份来由出借人认购。每份人民币100元,可认购多份。每完成一笔出借,借款人的借款进度都会有所更新并显示在网站上,出借人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自己的资金流向何处,甚至是借给哪一名贫困农村妇女。 通常的借款期限为一年,出借人能收到贷款总额2%的利息,宜信收到贷款总额1%的服务费用,剩余收益归农村小额信贷机构所有,用于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从2005年在有关金融部门的推动下,我国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起,到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推广到全国,近几年商业性小贷公司出现飞跃发展,一些也在农村开展业务,但其很少瞄准低端市场。 拓宽融资渠道 “有谁知道,最早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做小额信贷的公益机构,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家?”三个月前,王静艳在她组织的小额信贷交流沙龙上,以这样的问句开场。事实上她心如明镜:大多数公益性小贷机构因为资金匮乏、转制困惑等原因最终难以为继,现存的几十家也大都步履维艰。 “上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项目最活跃的时候,资金大多来源于捐赠,很多是海外基金会。2000年以后,项目陆续到期,海外的捐助大幅减少,机构融资越来越难,机构生存就成了问题。”在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看来,公益性小贷机构转型成小额贷款公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多元化,而且它是个产权比较明晰的企业,有利于走向市场。” 对此,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则持保留意见:法律对小贷公司的负债比例限制得很死,融资金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0%,很限制机构发展。另外给的政策也不够,很多地方不承认小贷公司是金融机构,不享受税收优惠的,这是身份问题。 2010年5月,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下达了《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对金融机构涉农的单笔贷款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贷款,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象:资金雄厚的正规金融机构因风控、收益、技术成本等因素考虑,不愿意过多涉足农村小额信贷,而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机构却因身份问题难以融资;政府试图通过税收政策刺激小额信贷业务发展,而小额贷款公司却在大多数省份不被列入金融机构行列。 虽然“中和农信”依托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支持,在享受税收优惠、获得小额信贷实验特许权和银行资金等方面比其他机构占有优势,突破了许多“民非”身份的桎梏,但其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据介绍,“中和农信”目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批发贷款。2014年,为了拓宽融资渠道,“中和农信”成立了互联网金融部,开发互联网金融业务,但目前系统仍未上线。 2014年7月20日,有着丰富互联网金融经验的宜信公司CEO唐宁在“上海新金融年会暨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发表演讲,称“我们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不能要求银行什么都做,反而应该鼓励不同的机构以不同的模式,用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去解决不同客户群的不同需求,这样才能建立多层级的金融体系。” 8年前,唐宁在借鉴国外P2P小额信贷模式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信用的实际情形,首创性地推出了小额信贷服务中介模式,提供个人对个人的借款平台。规避政策上禁止咨询公司进行吸储及转贷款的规定,他采取了债权转让的方式:“比如我把钱借给张三,然后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我是张三的债主,再把张三的债权转让给您,您成了他的债主,我不承诺他回报您本金利息,这整个就是个债权的转让。债权转让过程中不涉及任何资金池。”而宜信推出的线下债券转让则是以唐宁本人为主要借出人,由唐宁先借款给需要融资的项目,理财者再从唐宁手中购买债权。 据了解,目前的宜信资产规模已经超500亿。而从2009年至今,“宜农贷”共帮助农户11966户,金额为8259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