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500年的“分享之道”

    “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商帮的产生都要经过一个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晋商从兴盛到衰落对当时全国的民生经济、文化教育、公益慈善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个群体的行事风格、商业之道，始终贯穿着儒商理念，讲究的是分享之道。”在北京晋商博物馆里，馆长助理、研究员曹旭对《公益时报》记者讲述了晋商的慈善故事。

    今天博物馆中的馆藏也少有文字形式的资料。由于晋商群体多白手起家、吃苦耐劳，所以他们身上都带着严谨朴实的行事风格，少了些徽商的文人情怀、粤商的洋气时髦，从明代中期的兴起繁盛到辛亥革命后落寞，晋商历史500年间，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发财秘籍，也没有写日记或立传的传统。

    “所以只有他们自己的账本知道他们的财务往来情况，我们也是从账本的字里行间、一条条明晰的记录中看到他们布施了多少、赈灾捐款多少，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账簿被毁了、丢了。”曹旭介绍，除此之外，就是田野间的碑刻、晋商之间来往的商业书信以及民间的口口相传，他们有很多东西并没有付诸纸面上。

    提到晋商文化，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时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他利用自己的地位，组织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对已经处于没落边缘的晋商文化进行抢救，他派人去实地采访清代时期在山西票号、商户里当过伙计的老人，这也相当于最早的口述历史，也留下了现在难能可贵的资料。

    晋商的兴衰经历了三个时代的变迁，也是中国历史上交织着繁荣鼎盛与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他们上解国家之难、下济百姓之困，展现了儒贾相兼、异术同心的群体风貌。

    明清年间，山西商人商帮兴盛的标志就是在全国各地商迹之处捐资联合，修建会馆。完成了早期大规模的财富积累后，直接反映在各地的会馆和山西的大院文化当中，同时，为了方便资金的流通，晋商票号不但兴起规模化经营，甚至晋商也成为民间信用的保证。

    除了银行职责外，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工作，这项工作若全权交给地方政府来进行，不但没有效率也容易滋生腐败，所以票号经常协助政府扮演资金第三方执行机构的角色。

    当国家遇到叛乱灾害、忙于国事，无暇筹款时，晋商票号就利用自己在社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向社会发行针对救灾救急的债券、老百姓认购，并且有不错的红利，到了一定期限再把钱返回给百姓。通常，一家有信誉的晋商他的票号发放的债券会得到百姓认可，影响力小一些的商户可以采用多家联保的方式。 

    比如蔚丰厚掌柜范凝晋受县令之托办理本县救灾事务。他主持捐赈局，号召本地士绅捐钱、捐物，并把食物分送给最困难的人家。晋商之间也互相支持，少有尔虞我诈，日升昌掌柜张兴邦动员亲友捐助；协同庆票号大掌柜刘庆和平日就热心公益事业，这时主动站出来号召乡绅捐钱、捐谷；晋商在各地分号的掌柜也与家乡同仁共同救灾。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号掌柜范家俊受两江总督之托负责募捐之事。他四处游说，在短期内就筹款10余万两白银。

    那么国家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回馈这些有义举的商人呢？曹旭介绍，通常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名誉上的，牌匾、顶戴等，另外就是生意上的政策优惠。比方榷茶生意，这是中国古代官府对茶叶实行专买和管制以取得专利的措施，那么政府会把某些省份的茶叶买卖垄断权限交给为国家做贡献的晋商。

    “这其实是合理地把资源整合、最优化，国家给商人政策、帮他们拓宽市场，同时商人帮国家筹款救急，而商人本身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在百姓中的信誉和口碑。”曹旭说，如果说晋商对国家层面的义举，还能体现出他们作为商人逐利的一些特点的话，那么他们对弱势群体、对民间老百姓的布施和慈善，就特别能体现出晋商的分享之道。

    如今到山西领略大院文化，有两个家族的宅邸是游客必到的景点，乔家大院和常家庄园，留存下来的建筑不仅反映出当时两个家族的显赫，也有他们赈济灾荒、恤老扶幼、救贫济困的故事。正因晋商群体的乐善好施，也将明清两代的民间救济行为推向繁荣。

    曹旭说，晋商最重视的就是家族声望和口碑，这样的声誉从何而来？除了平时的布施，就是在国家遭受灾害时，如果这个家族能够挺身而出、保一方百姓，那么他的家族就会在当地受到百姓敬仰，后世也会为他们修建祠堂。实际上，在晋商鼎盛时期，他们是在代替政府执行保境安民的职责。

    山西晋中榆次的常家北祠堂内，有一个相当精美的戏楼。这个戏楼始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历时三年才完工，耗银三万两。常氏家族是从事茶叶生意而起家的商帮，家族历史最早能够追溯到明朝的万历年间，也是最早前往恰克图进行茶叶对外贸易的商帮，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赫赫有名的茶叶世家，一向以诗书传家、勤俭持家为家风，为什么要兴建一个奢华的戏楼呢？

    公元1877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北方省份遭受了3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饿殍满地，史称“丁戊奇荒”。据当时驻在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口在900万至1300万之间。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全省有1/3人口死亡。

    榆次常家的茶叶贸易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运送茶叶的骆驼饿死大批、茶园倒闭好几座，这种损失几乎毁了家族的商业根基。“我时常想，如果我是一个商人遇到了这种情况肯定非常郁闷，而且要保住家族上下数百口人，还能不能顾得了别人。”曾旭笑着说。

    “就是这种情况下，常家突然宣布我们家要修宅子、盖戏台，听上去匪夷所思但其实是在想法保住地方百姓。”他们在榆次县内招人，要求是全县所有人都可以来，每天搬一块砖就有工分，就可以喝一碗粥。“这碗粥的粘稠度是有要求的，当时所有晋商的施粥，都要筷子插在粥上不能倒。”曾旭对记者说。

    就这样，灾害三年，宅子修了三年。常家并没有选择免费施舍，让老百姓过来白吃白喝，而是还要保证地方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些挨饿的人也可以有自尊地吃下用自己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这就是当时流行的“以工代赈”的赈灾方式。

    如今的常家庄园“世德堂”和“世和堂”内，还挂有当时政府授予的“乐善好施”匾，常家从九世到十四世，仅用于公益、救灾等事业的支出就达近百万两白银。

    在“丁戊奇荒”中，晋商群体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救灾赈济慈善活动，帮助山西百姓渡过难关。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出1万两；元丰玖票号东家孙淑伦先捐银1.6万两，后又捐米数千担；乔家大院掌门人乔致庸一人捐3.6万两，常家也捐了3万两。各商号、票号都有不同数额的钱粮捐助。

    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座座田间地头的碑刻，上面刻有山西商人的捐赠记录，也是最直接能反映出晋商慈善足迹的证据，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山西商人当时国民生活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影响力。

    ■ 公益时报记者 闫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