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捐赠抢眼

    作为传统的捐赠重点领域，对教育事业的捐赠在2013年的表现依然抢眼。无论是单笔大额捐赠的额度与次数，还是教育类公益项目公众小额捐赠的总量，均十分可观。在从小学直至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主体序列中，捐赠更集中于大学和小学。

    2014年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对外发布《2013中国捐赠百杰榜》，在榜单的前十名中，捐款主要用途为教育的达到五名，占比50%。这五笔大额捐赠分别是宁夏宝丰集团党彦宝向10.2万名贫困学生捐赠11.534亿元（分7年捐出）；南京伯藜置业管理有限公司陶欣伯将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世茂集团许荣茂向福建省石狮市捐赠1.6亿元办学经费；深圳华强集团梁光伟向深圳大学捐赠1.5亿元建设商学院；卓尔发展集团阎志向武汉大学捐赠6000万元。除此之外，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捐赠2000万元成立实事助学基金会，资金投向同样是教育。这些大额捐赠的出现，印证着国人对教育的重视。

    与单笔大额捐赠相比，普通人对教育的捐助虽显得微不足道，但当现代传播、支付手段和海量渠道将无数的单笔小额捐款汇聚到某些教育类的公益项目之中时，便显示出巨大的能量。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免费午餐、营养餐等改善在校学生生活的公益项目上。

    在公益组织之外，企业利用自己的渠道为教育事业募集资金，在2013年同样出彩。对教育的全民关注，践行着人人公益的理念，这些教育类公益项目的发起为推动中国社会整体公益意识的提升，加速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起着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单笔大额捐款，还是多笔累加捐款，投向教育的这些捐款并没有平均分布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在不同教育层级方面，高等教育更受青睐。在《中国捐赠百杰榜》的统计中，2013年的大额捐赠以兴办学校、设立奖学金、修建图书馆等为目的的捐赠超过了27亿元，占总额的19%，其中高等教育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获得的捐赠超过23亿元，占总额的16%。

    在捐助对象方面，关注学生远胜教师。虽也有部分非公募基金会表现出对教师的关注，如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的“萤光支教”年度的捐赠额约1000万元，但与之类似的并不多见。

    地震再次拉动赈灾捐赠

    2013年，自然灾害依然高发。观察全年自然灾害发生后国人的捐赠反应，最受关注的仍是地震。对全年类似事件的对比，则显示出公众的捐赠热情分布并不平均，一次性的捐款行为在弱化，理性的思考在强化。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此后，大量捐款迅速通过政府、红会、慈善会、基金会等涌向灾区。一周时间内，募集的善款和物资已达10.49亿元人民币。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最终参加雅安救灾的180家基金会，获得社会捐款15.6亿元人民币。

    如此高的捐款量，与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有关，也与新的捐赠政策有关。芦山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民政部发出《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规定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这意味着不再指定相关机构开展募捐，也未要求基金会将接收到的捐款汇缴到政府部门。全国1000多家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自由竞争，并对捐赠资金作出处理。开展募捐的主体增加了，公众捐款的渠道更广了。

    如此高的捐款量，还与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表现有关。在2008年汶川地震五年后，快速反应、服务意识、公开透明、绩效考量已成为社会组织的共同追求，而芦山地震的集中捐款，正是一次最佳的考试。

    芦山地震3个月后，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漳县交界发生6.6级地震，造成近80万人受灾。虽然受灾人口少于芦山，但震级和受灾范围与芦山相差不多，定西地震所获得的捐款却要远远少于芦山地震。与芦山地震捐款数据相比，两者不在一个层级上。

    除了捐赠热情不尽相同之外，此次甘肃本地NGO表现突出，盲目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大大减少。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再到定西地震，国人对地震救援的热情在逐步释放。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尽如人意，但数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赈灾捐赠的理性化趋势。不再为了捐款而捐款，更加重视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需求落实捐赠行为，赈灾捐助正在改变。

    （高文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