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希望工程还是公益界的一枝独秀，一举一动都能触发老百姓的眼泪和行动，那双渴望学习的大眼睛，感染了无数人。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经济发展，教育条件改善，希望工程也面临过如何转型如何创新的问题。

    现在，北京希望工程的项目更加多元、更加创新，“希望”系列项目之外，还有诸多针对青少年的优秀项目，在京城的老百姓心中依然有它的一席之地。怎样在当初的困境中转身前行？怎样在公益行业的竞争中占得先机？本报记者在北京希望工程20周年纪念活动开启之际，专访了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主任、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陈淑惠，从1999年接手北京希望工程，一直坚守到现在，她无疑是这段故事最好的讲述者。

    《公益时报》：北京希望工程经历了哪些转折和突破？

    陈淑惠：北京因为地位比较特殊，上世纪90年代我们做得最多的还是把北京人的爱心向外省输出，项目单一，捐款直接给当地青基会实施，我们带着捐赠者去参加活动这种模式。1999年，年筹款量只有400多万元。

    那时候的特殊背景是，普九基本实现，希望工程在进行“嬗变”，全国青基会系统都在探索这支队伍接下来要干什么。后来尝试了两个项目，一个是绿色希望工程、植树种草；另二个是中国青少年互联网络大赛。

    但是基础教育的需求还很大，普九之后很多贫困地区教育事业还是需要多方面资助，而且希望工程已经成为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少年的有力抓手，在基层有很强的生命力。此外，希望工程深入人心，老百姓认可这个品牌，捐赠者愿意继续捐赠。积极参与那两个项目的同时，我们觉得北京希望工程应该创造自己的品牌，不但要把北京人的爱心输出，也要给北京人做好事。

    1999年，我们做了两个专题的深入调研，第一个是北京市家庭经济困难青少年调研，最后统计出有6万名青少年需要帮助，而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没有专门关注青少年群体的有影响的社会组织和公益项目。第二个是北京市家庭经济暂时困难的大学生调研，当时北京高校贫困生比例是30%，特困生比例是20%。

    根据这两个专题调研的结果，我们开发了两个项目，针对中小学生的“希望之星（1+1）奖学金”和针对大学生的“学子阳光”。这两个结对项目目前还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有的资助关系持续了十几年，两个家庭之间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希望”系列和北京市的学生资助项目，成为现在北京希望工程的工作基础。

    《公益时报》：其他项目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吗？

    陈淑惠：刚开始面临的是特殊情况，而后来一直支撑我们的是“创新”的理念，不断创新，才能满足青少年新的需求，适应社会发展形势，才能在公益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定位很清晰：为首都建设服务，为共青团事业服务，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这要求我们根据青少年的需求设计项目，根据共青团的需要开拓工作空间，根据社会建设的要求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

    我们现在着力在推的是“善薪计划”。薪指的是薪水，也代表工薪阶层和薪火相传的意思，每月由银行代扣进行小额捐赠。这种“计划性、持续性的小额捐赠”方式在国外已经很普遍，但中国还不多。这个项目我们重视的不是能筹到多少钱，3年时间筹款还不到100万元，我们更注重参与的人数，希望普及公益的理念，让冲动性的公益变成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搞了一次“善薪计划”社会知晓率的调查，本来想可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但结果让我特别高兴，是3%。76%的人觉得“善薪计划”是一种公益创新，27.8%的人愿意参与，说明这个项目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把它做成老百姓点滴积累构成的蓄水池。

    衡量一个公益组织不是只看它的筹款数量，要看它对社会的影响。对老百姓公益理念的引导是公益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准备做的还有联合募捐，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推出。另外，基于“温暖衣冬”活动中以社区青年汇接收老百姓捐赠的二手衣物的经验，我们发现老百姓（包括企业）捐物比捐钱更有积极性，所以想探索以物变钱的方式，有点社会企业的意思，展望前景的话，可能是一种线上线下的，实体店加网店的义卖形式。

    《公益时报》：公益组织应该怎样参与社会治理？

    陈淑惠：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各方力量参与。如果公益组织不在社会治理中找到自己的作用点，就不可能有一席之地，也不能让政府觉得它的项目应该得到支持，从而购买其服务。

    我们一直把北京希望工程的工作作为北京共青团服务青少年工作的重要载体。当然，把公益组织做成包办的，什么都能干，也不现实，现代公益需要与志愿结合，单纯的捐赠越来越难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对大都市的公益组织来说，真正的公益在社区。我们面对的是青少年群体，如果不深入到社区，做的事情永远是虚的。“企业牵手社区青年汇”的模式是其中一种探索。能够动员企业来参与的话，就会在社会治理中留下痕迹。今年我们给社区青年汇公益基金的筹款要求是800万元以上。企业资金的投入会使青年汇的公益活动更加活跃，同时我们也在指导青年汇的社工如何做公益，力争培养一支可以把公益落地在社区的队伍。

    《公益时报》：社区青年汇现在已建成500家，建立社区青年汇公益基金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淑惠：建立社区青年汇公益基金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社区青少年。社区青年汇公益基金的主要任务是陪伴青少年成长。我在台湾考察时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公益几乎都是陪伴式的。如果我们还一直用现在的方式，捐款，打个电话问问情况，这是不行的。困境群体的困难绝对不是单一的，钱的问题只是表象，有时候心理、人际关系等帮助比钱更重要。所以我们在社区青年汇公益基金实施时主要尝试基于社区陪伴的公益模式，聚焦困境青少年，给予物质帮助的同时，有一支志愿者团队作陪伴关怀。

    《公益时报》：你怎样看待公益行业的竞争？

    陈淑惠：我觉得现在公益组织有点像民营企业初期的形势，开始进入竞争的环境了。如果没有先进的理念、创新的方法、过硬的团队，最后肯定要被淹没掉，跟你有什么背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竞争是必然的，我希望以此形成优胜劣汰。拿北京来说，2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能够有些口碑、知名度的比较少。大家都看到国外有很多家族基金会做得很好，他们有力量聘请高层次的从业者。基金会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它需要在企业化和慈善中间找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所以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在于经营理念、团队素质和服务，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团队。

    《公益时报》：北京希望工程对公开透明是怎样做的？

    陈淑惠：透明是应该的，我们对员工的要求是，将社会披露作为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以能对外透明为标准，只有把这个理念根植到每个员工的心里，才能保证所有工作都能经得起社会的检验。

    实际上，除了专业人士要看机构报表，民众对于“透明”是自己的感受，他是否觉得你这个机构透明，主要在于捐赠项目是否让他了解，所以需要有互动。

    《公益时报》：作为公益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你觉得北京的公益环境、北京市民的公益理念这些年有哪些变化？

    陈淑惠：上世纪90年代，希望工程一枝独秀，没有什么竞争，围绕它所设计的活动，开展的项目，都会引起很强的社会反响。凭一张孩子的照片，一天就可以吸引民众捐款100多万元。

    现在老百姓的爱心还在，但他们更理性地去选择机构和项目。原因一是公益组织多了，二是老百姓的冲动性捐款少了。另外，老百姓现在更希望与受益人进行交流，也更愿意长期参与一个项目。

    政策进一步优化，政府更支持社会组织发展。虽然现在公益组织还很弱小，专业力量不足，但政府已经把社会组织放在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这为公益组织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物档案

    自1999年7月，陈淑惠担任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主任、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以来，在构建全透明的公益机构，搭建全方位服务青少年的公益工作体系，建设网络平台、实现网上捐赠，建立区县、高校、企业工作站工作系统，构建新型宣传筹资体系等方面工作卓有成效，并开创性地推出了“善薪计划”。15年间，她就任的两家机构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北京市慈善优秀集体”、“北京市先进民间组织”等，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她本人被授予“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希望工程20年杰出建设者”等称号。

    公益时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