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澳门一直是繁忙的贸易港口，拥有配置妥善的社会福利设施，对此，澳门最早的教堂——“仁慈堂”的作用功不可没。一直以来，仁慈堂都顺应社会环境作出调整，适应不同的政局，并在澳门的社会事务，甚至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

    亚洲最古老的西方慈善机构

    仁慈堂的历史是与澳门的历史一起交织发展的，甚至比澳葡政府的历史还要悠久。早在十六世纪，澳门开埠不久，仁慈堂的前身“仁慈堂弟兄会”就在澳门成立了。

    关于“弟兄会”则可以上溯到1485年，当时的葡萄牙摄政女王唐娜·莱昂诺尔(Rainha D. Leonor)强力推行社会服务改革，并于1498年8月15日创立了“里斯本弟兄会”。仁慈堂在葡萄牙全国都设有院舍和办事处，并在世界各地展开建立同性质的机构，澳门仁慈堂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据考证，澳门仁慈堂是亚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欧洲慈善机构。

    1569年，贾尼路(D. Belchior Carneiro)主教到达澳门一年后，创立了仁慈堂。仁慈堂遵循天主教救治社会的原则：应该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干渴的人饮水、给衣不蔽体的人衣物、给穷人和朝圣者庇护、给生病的人医疗并且让死去的人得以安息。

    在贾尼路主教写给耶稣会大主教的信中，这样描写仁慈堂的成立：“当我来到这个以上帝之名闻名的港口时，当地还没有太多葡萄牙人的房屋。我来到这里不久就成立了一家医院，既对天主教徒也对非天主教徒开放。我还成立了仁慈堂弟兄会，为所有穷苦人家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救济……”

    1581年，贾尼路主教因健康关系辞去了所有管理职务。但他依旧深切关注澳门的需要，并设立了一家麻风病院。这所麻风病院成了澳门有史以来第一所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17世纪初，澳门仁慈堂于1627年和世界各地仁慈堂一样开始接受相应法令规管。澳门则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当时弟兄会负责人利马非常关心章程新文本能否反映澳门的特殊情况，他向弟兄会负责重新草拟工作内容的成员建议：“符合本地实际的、适用的内容”应公布，“不符合本地实际的内容”应删除。据了解，这些管理规章沿用至今。

    在悠长的历史中，仁慈堂不仅为社会基层提供医疗和社会救济，更参与金融等领域的活动，包括：协助向未受监管之经济活动征税；扮演银行的角色，发放信贷；推动博彩业的发展等。澳门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或多或少也都曾有仁慈堂的参与和见证。

    如今，里斯本的仁慈堂成为了葡萄牙彩票的专营发行机构，经营八种彩票。而作为中国最早正式发售中西式彩票的地方，澳门第一批以慈善为目的彩票也由仁慈堂发行。

    顺应时势慈善发展链条

    在殖民地社会当中，一个人保持其社会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建立之初，仁慈堂首当其冲的工作之一便是庇护那些尽管拥有较高的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厄运沦落至贫困的人。这几乎总是一种比较秘而不宣、上门的援助，目的是企图将这些已沦丧为贫困者的人保持在一较高的社会地位上，而不采用“公开施以援手”来公开其贫困状况。

    这一扶持是保持社会等级的逻辑做法：一方面，扶持这些拥有出人头地地位的人可以巩固等级，避免社会秩序失去威望，另一方面，接受扶持者可以避免因接受公开的援助所造成的被社会摈弃的局面。

    这一群体中受到扶持者通常为寡妇、无嫁妆的孤女、丧父或丧夫的家庭，尽管这些穷人来自中等水平阶级，但是仍然具有社会威望。就此而言，仁慈堂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社会的再生。

    在澳门，除了前文提到的麻风病院之后，仁慈堂陆续建立了一些其他的救济事业，包括为无依无靠的儿童、孤女、寡妇和“从良妇女”提供保护的机构。例如，仁慈堂于1571年为所有弃婴、孤儿及囚犯提供特殊保护，并对贫穷的病人进行上门访问。

    几乎从创始起，仁慈堂就建立了一所弃婴之家，收容对象通常是华人女子和女奴隶的子女。仁慈堂通过一个经理和保姆来照料他们，并在选择保姆时非常严格。院童大部分为女童，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刚出世时便将她们弃之街头或将她们直接交给弃婴院。因无足够的地方来收留所有弃婴，仁慈堂会将部分弃婴交给家境贫困的养母收养，每月仁慈堂向她们支付小额的津贴，直至她们将儿童养育至7岁为止。

    孤女也是澳门仁慈堂援助的对象。早在1592年，仁慈堂便建立了为准备结婚的孤女赠送嫁妆的基金。孤女申请嫁妆的程序由仁慈堂通过布告的形式邀请所有有意者提出申请而展开。多数情况下，她们在仁慈堂的小堂中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有仁慈堂总值理和当月各位值理。

    仁慈堂负责向需要嫁妆才能完婚的姑娘提供嫁妆，但是要获得嫁妆，必须达到仁慈堂所规定的各项标准，例如年龄的限制；因丧父而必须有嫁妆才能结婚者。另一方面，仁慈堂的成员必须对申请人的贫困、诚信和道德的情况进行调查。

    1726年，澳门人认为必须对孤寡进行收养。当时孤寡的数量众多，原因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船只经常遇到海难。于是，仁慈堂通过了相应的章程，收留了30名处于这种状况的寡妇和孤女。同时对孤女进行教育，以便她们日后成为一家之母。每年从表现最好的孤女中选出一名接受婚礼嫁妆，她可收取当年所有贸易进口税的0.5％。

    一个多世纪前，仁慈堂又在本地开展长者服务，所在地便是广为人知的“婆仔屋”，是仁慈堂当年收容无依妇孺的院舍，目前婆仔屋已改建为文化艺术中心。

    在现代，仁慈堂又于1960年创办了盲人重建中心，它成为了澳门唯一一所为视觉受损的人士而设立的社会服务中心，主要为失明人士提供活动场所、职业技能训练，如毛线编织、藤编等，以助他们重返和融入社会。

    2002年，仁慈堂又开办了托儿所，提供葡语和中文的学前教育，弥补澳门葡语托儿服务的不足。仁慈堂托儿所可托管一百名年龄由三个月至三岁的婴幼儿，并且因应社会的需求正进行扩建工程，日后可为更多的幼儿和家长服务。

    除了固有的社会服务项目，仁慈堂更因应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适时以项目形式进行捐献，为社会贫困人士和家庭，以及有需要的地方如灾区等提供支持。

    不同别处的融资与救济

    除了当地居民的捐款和仁慈堂会员的月费，仁慈堂用于扶助等慈善活动的资金一大部分来自于宗教中“涤罪所”的概念。

    所以，仁慈堂的大部分财产是“死人的财产”。这些人在临死前留下遗嘱，将其财产的部分或全部捐赠给涤罪所，以拯救他们的灵魂，但是在捐赠的同时也规定了一系列的义务。所捐赠的大部分财产用于做“安魂弥撒”。拯救心灵、免入涤罪所的另一个办法是向穷人捐赠遗产。这些遗产将被用于孤女或穷家姑娘的结婚嫁妆，或直接施舍给医院中的贫穷病人，或用于帮助赎救宗教战争的俘虏，甚至还可以用来救济普通囚犯。这些遗产的捐赠有时是很难兑现的，或收到的数额不足以来履行约定的条件，但它却是仁慈堂财产最主要的部分。

    澳门仁慈堂还从事海上贸易的融资活动，并向私人提供有息贷款，这被称之为“海上风险贷款”。贷款由仁慈堂直接提供，同时，还有很小一部分钱由仁慈堂出借给公私单位，用于在“陆地营利”，其利息为6-7％。

    分发救济使得仁慈堂的活动大具影响力，这是其慈善事业耀眼的一面，但在澳门的情况下，也是用来巩固葡萄牙社团及与其通婚社团的一个办法。这种冠冕堂皇的慈善活动，其目的是证明“仁慈堂本身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仁慈堂向穷人提供定期的救济，但数量少得多，受惠者不超过100人，包括弃婴、病人和麻风病人。

    在整个18世纪，包括澳门在内的各地仁慈堂都遭受了一场危机，无人愿意出任值理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管理债务和呆账。这些债务是仁慈堂本身的成员所欠的，他们用仁慈堂的款项来解决个人、家庭及贸易开支的需要。在18世纪，几乎所有的仁慈堂都有贪污腐败的嫌疑，而且当时的经济困难重重，所以仁慈堂的社会信誉消失殆尽。而仁慈堂破落甚至还因为它们不断增加的慈善义务，所以竟然无法支付本堂神甫的费用及维持宗教信仰活动的费用。

    各地仁慈堂的衰落预示了社会对救济政策的改变，尤其在精神活动方面政策的改变。19世纪，随着自由主义的出现，西方社会更将救济视为一种国家管理的负担与责任。

    公益时报记者 张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