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描述基金会价值的有效依据。但是，这些数据是否被有效利用了，是否为基金会的发展和受益方的不断扩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否被基金会当做累赘和垃圾处理掉了，是否拖累了基金会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而仅作为资料保存在电脑的硬盘存储中？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已经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但是从基金会组织的发展来看，似乎进入大数据时代尚有一段距离。

    慈善数据产生容易，天天都在被基金会制造出来，但慈善数据的采集就没那么容易了。原因很多也很凌乱，主要有二：一是管理者的原因，即基金会及其监管者对数据的态度；二是专业的原因，数据管理是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需要科学分析方法，还需要培养使用数据的习惯。

    如果说数据的采集都不那么容易，对数据处理的要求就更高了。基金会往往只从自身机构的利益出发来思考数据的作用，这一点也无可质疑，但是略显狭隘。如果慈善数据能够被像基金会中心网这样的机构采集处理，那受益的不只是基金会，可能更多的是那些待资助的受益群体。

    那么慈善数据究竟能为基金会带来什么，这里有一个关于数据的例子。

    基金会中心网通过对采集的基金会年报数据分析发现，非公募基金会这几年在数量上呈快速发展趋势，年增长率接近20%，仅用几年就达到了2100多家，超过了公募基金会，呈欣欣向荣之势，令人振奋和瞩目。但是从数据分析来看，全国有不到300家的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总资产160亿元、捐赠收入65亿元、公益支出36亿元等重要财务指标占据了非公募基金会的40%，也就是说，其余的18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也就是70亿元，公益支出将近40亿元。还要细细来看，这1800多家基金会中，资产规模超过5000万元的大型基金会有80家，这80家基金会的总资产达到了160亿元，占了80%，其余1700多家基金会的资产总计仅占了20%。非公募基金会的资产规模普遍较小，低于1000万的有1000多家，年度捐赠收入、公益支出均低于100万元的有近800家。从收入组成来看，非公募基金会的90%以上依赖于捐赠，依赖度甚至超过了公募基金会的80%，这似乎与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初衷不相吻合。由此我们推算出大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更像是公益项目执行机构，而由于公益机构注册门槛等因素限制，以至于不得不转为注册为政策相对宽松的非公募基金会。这既凸显出了政策制定的弊端，又会对政府的监管、公众对基金会的理解产生误读。

    数据是一种文化，慈善数据应该成为慈善文化的一部分。

    多年来，我们适应了一种文化，面对和应对事件时，盲目而从动。即便是理性，也习惯于多从理论逻辑原则出发，而不习惯于用数据来说话。因而常常被动，最终的判断和反应也难以达到目的。究其缘由，是不会使用数据，不善于使用数据来解释分析、应对危机，用坚硬的数据面对脆弱的慈善文化。

    例如2012年底中华儿慈会的那场风波。原本它只是并不复杂的一个低级错误，但却导致成一场公众问责。风波由数据而起，如果基金会的应对能够充分运用数据，来解释和说明，也不会发展成“洗钱”耸人听闻；事实上，有许多的问责，用数据来澄清是最为智慧的也是最为有效的。

    数据对基金会及基金会行业的作用，正在开始，处于启蒙期。在基金会加入“大数据”行动的建议之下，存在着一个变革理论。就像其他所有有关慈善的变革理论一样，它的目标就是最大化慈善工作的影响。我们不鼓励以数据的名义，甚至是以提高基金会工作效率的名义去收集和使用数据，虽然这些目标是极好的。实质上，提高慈善数据的最终受益者是基金会试图通过它们的慈善行为帮助到的那些人。

    数据是个好东西，认识数据的作用，接受数据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接受原则和规则，就是接受科学的存在。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 程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