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对2013年的总结中有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初见成效的结论。既然提出“问责化”的概念，也就意味着其性质或状态初见成效，但是否如此呢，大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首先，谁问责。在过去一年中，如果非说成是“问责”的话，无非是社会对公益的质疑声又大了一些，不然也就不存在成效一说了。一般来讲，问责者一定是具有权利和义务者——有权利问责公益，也一定有义务践行公益，否则权利义务就不一致了。践行公益就是要秉承公义、公理、公德、公利、公心、公正等，反正得和“公”有关，否则和公益不沾边儿。就算其有足够的方法和渠道，但问的出发点、可靠性、目的性也需考证。如果把一切不同声音、怀疑甚至是谩骂诽谤的内容都算作问责内容的话，是否和公益的距离远了些？是否混淆了公益捐赠人、受益人、业务主管部门、注册登记部门、独立第三方审计部门、依据事实进行质询的媒体公民等真正问责的界限呢？对“问责”者的动机、资格、内容、方式、影响、实效应该有一个理性、科学、公正的判定。

    第二，问谁责。问责制度的前提，是被问责者拥有清晰的权责，也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纵观过去一年人声鼎沸的对公益组织及个人的“问责”浪潮，可谓问责者舍身取义，被问责者气壮山河。但纷争阵阵，无一结果。原因是问责者问错内容、找错对象，被问责者主体不清、没人担责。细抠条文，被问责者可说成既没违法又没违规，处之坦然。即使按照高自律标准，被问责者也只需稍致歉意则已，无伤大雅。问的是谁模棱两可，谁该被问一头雾水。

    第三，责问谁。问责者界限、规则、指向不明确不科学，被问责者可以脱清，那公益之责问谁呀，“问责化”怎么见成效呀。

    先明责而后问。慈善法迟迟不出，公益法规七拼八凑，各地改革频出，全国统改未见，名不正则言不顺，法不立必责不清，责不明拿谁发问？先明问而后言。问者总该有问的依据，云山雾罩、道听途说、狐疑揣测、信口开河，这和问责有关系吗，能问出结果吗？责必问其当，言必符其问。

    最后，问责化。问责化当然好，是公益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既不可操之过急、高兴太早，也不要无病呻吟，为添新词强说愁。在公益事业方兴未艾之际，问责当须提倡，建设首当其冲。着急的不是谁该诘问谁该被问，而是大家一起发起建设之问，实践公益之责，完善真正公益意义上的问责化，而不是杂乱无章的“问责化”。

    问责化有待共建，问责化路漫漫。

    资深公益从业者 崔子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