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各级政府大量招收了乡村教师。而当下,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虽然继续为乡镇小学的教育工作服务,但其社会地位迅速下降，生活状况堪忧：收入低、环境差、压力大、负担重，诸多问题时刻伴随着他们，随之而来的是极高的人才流失率，多数青年教师不再愿意从事乡村小学的教育工作。

    “北京好大，只可惜时间太短，明天就回家了，我要把北京装在心中带回去给学生们分享。”李元斌说。

    5月26日一大早，李元斌在北京乘飞机回到了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二朗镇中心小学。临别北京前，他对记者说，之所以这次能够来北京，主要是得益于乡村教师这个身份。他得到了5月22日TCL公益基金会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首届“TCL希望工程烛光奖”的邀请，作为全国选出的300位优秀乡村教师，李元斌与其他26位前来北京参加颁奖典礼的代表一同站到了北京的表彰台上。

    也就在这一天，一份旨在反映乡村教师生活、工作、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这份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首都师范大学耗时一年调查完成的《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工作与生活调查研究报告》详述了我国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现状。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指出，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短板，乡村教师群体面临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基本福利待遇缺乏保障，“重物轻人，重生轻师”的现状使他们长期缺乏关注，导致人才队伍流失严重，急需政府、社会力量、媒体以及公众携手为改善乡村教育贡献力量。

    乡村教育中的育人者

    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左翼中旗门达镇巴格西嘎查小学的教师白海花是这次来北京接受表彰的27名乡村教师中唯一一名代课教师，其他均为公办教师。今年44岁的白海花已经代课有24年，现在的工资是每月600元余元，社会保险均没有购买，而据白海花称，在内蒙小学公办教师工资每月平均在4000元左右。

    尽管白海花嘴上不说，但心里面还是有些不快。

    “每月当发工资这么几天，我都选择回避，教师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就别再让自己不舒服了。”白海花说。

    即便这样，白海花还是因教学成绩突出被学校选派到县里接受英语培训，按照国家规定，小学三年级可以开设英语课程，白海花随后承担起了全校3至6年级的英语课程，也成了学校唯一的英语老师。

    “别的老师年纪大，让其接受英语培训效果可能不是太好，这是学校组织上的决定，让我上，我就上呗。”白海花对记者表示。

    目前，白海花所在的学校共有13位教师，其中8位是代课教师，5位是公办教师，且年龄都基本超龄。

    “今年7月份，学校将有3个公办教师因超龄将退休，学校因偏远补充老师较为困难，在今后我们代课教师的负担将会更重。”白海花说。

    除了师资的年龄和薪酬外，职业晋升通道不畅也阻碍乡村教师的发展。而像白海花这样的代课教师不在教育体系内编制，根本就不可能享受到职业晋升的通道，对于这一点，白海花说：“自己想着终有一日，通过自身努力让教育主管部门看到成绩后能将我转为公办教师。”

    和白海花有过相似经历的李元斌，曾经做了16年的乡村代课教师。1990年李元斌成为宁强县二朗镇白果树小学的代课教师，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学和生活物质只能通过人背肩扛运送到学校，此时的这所学校只有李元斌和妻子何桂琴两人，当地人都亲切地将其称为“夫妻学校”。

    直到2006年，白果树村小因自然减员，当地政府将其并入二朗镇中心校，这所远近有名的“夫妻学校”才算完成使命，他和妻子何桂琴通过县级教育招考成为了公办教师。作为代课教师时，李云斌每月工资才115元，很多身边人劝其出去打工，李云斌觉得自己走了村里的孩子也就耽误了，一咬牙，李云斌坚持了16年。

    李云斌对于目前的生活还算满意，女儿也已经上了高中，但曾经16年的代课生涯已经耗费了李云斌太多的青春，现在已步入中年的他职务晋升的空间并不太大。  

    年龄大、收入低、晋升难

    “透过详实而鲜活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的总体特征为日趋边缘化。”报告调研团队负责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亓昕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调研团队选取了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云南省会泽县”、中部“湖北省五峰县”为调查地域，采用填写问卷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进行。报告公布数据显示，在调研地区，乡村教师正遭遇着整体年龄偏大、整体收入偏低、职业晋升受阻的发展现状。

    按照乡村教师年龄划分，基本结论为乡村教师年龄都偏大。其中，30岁以下的乡村教师占17.5%，31~40岁占34.1%，41~50岁占32.8%，50~60岁占15.4%。根据经验，如果以24岁作为本专科毕业的年份，大概可以推算，在近六七年以来，年轻教师的引进并不多。

    在调研地区，正式编制的教师和特岗教师家庭的年收入，以20000~40000元间为最多，分别为54%和51.1%，代课教师的家庭年收入要低一些，多半不足20000元。具体到不同地区，各地的差别很大，年平均收入最高的是云南省会泽县，达到42267.37元，湖北省五峰县次之，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又次之，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最低。

    通过收支对比，课题组发现，因收入低、社会保障不足，大部分的乡村教师能够维持收支平衡就已经不错了。主要经济压力来源于家庭赡养、子女教育、健康医疗支出等。

    在调研地区调研团队发现，当前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多采取“分配指标”、“城乡有别”、“评聘分开”等方式，中级和高级职称的指标配额在乡村学校极低，很多村完小、村小和教学点的教师中级职称都难以解决。还有些地区，教师们要等到拥有高级职称的老教师退休之后，才能有机会参评。甚至有的教师评上高级职称之后，因为不能“得聘”，徒有漂亮的职称，收入并没有多大增加。

    在调研地区的乡村教师拥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仅为0.7%，中级和初级职称的教师分别为51.3%和41.5%，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代课教师被排斥在职称评聘体系之外。

    向城市和县城小学倾斜的职称评定制度，限制了乡村中青年教师的发展，关键是一线教师的付出得不到社会认可，他们的职业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

    社会组织介入显作用

    “改善教育财政管理体系、提高政府对乡村教师的投入，是遏止乡村教师边缘化的根本保证。”报告得出结论。《报告》还同时指出，要改善乡村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需要政府、公益组织、媒体舆论、家长以及教师群体各方集体努力。

    报告认为，社会组织长期性介入在解决乡村教师现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后公益组织应当在继续开展乡村学校硬件建设的同时，应将主要精力逐步转移到推进乡村软件建设方面的工作领域，比如：“师资补充”、“稳定队伍”、“激励机制”、“职业幸福”等。

    据了解，当前已经有一些公益组织正在积极介入到乡村教育中，其中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民间力量正在逐步为乡村教师队伍现状做出改变。

    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是较早一批介入到乡村教育当中的社会组织，这家由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深圳投入1000万元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基础教育帮扶、重大灾害救助、特殊群体关怀三大公益领域。

    2013年10月，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TCL希望工程烛光奖”项目，项目计划连续五年共投入2500万元，用于表彰和鼓励坚守在基础教育一线的，爱岗敬业、严守师道的优秀乡村教师。

    经过半年多努力，TCL公益基金会通过全国青基会、网络、社会组织推荐等渠道评选出了300名优秀乡村教师成为“TCL希望工程烛光奖”者，他们将每人获奖1.2万元人民币，总计360万元。从中评选出的十大“烛光榜样”，更是首届“TCL希望工程烛光奖”的杰出代表。除奖金奖励以外，获奖教师还将接受TCL集团奥鹏教育提供的为期三个月、共120学时的远程培训，相关课程根据项目及获奖教师实际情况设计，着重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教学技能，并提供心理健康辅导。

    涂猛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当前关注与教师有关的公益项目并不是太多，不过已有NGO组织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会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设立‘希望工程园丁奖’，目的就是为了发掘更多乡村优秀教师的事迹，此次通过基金会、网络、NGO推荐，就是要通过多渠道传播乡村教师的事迹，让公众对其付出有所肯定。”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专项基金的专项基金“红烛基金”，年前的“千元温暖行动”已经持续多年，在每年的岁末年初，“红烛基金”的志愿者都奔赴各地偏远山区为通过组织筛选出的乡村代课教师发放每人1000元的补贴。旨在免费为中国乡村教师提供知识和体验的公益项目永元公益基金会‘乡村教师培训计划’现已走过7个年头，有超过800名云南、内蒙古等地乡村教师通过这一计划走进大都市，感受先进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陶传进教授表示，乡村教师是教育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而乡村教师队伍却面临着“断层”和“匮乏”的危险。面对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低、教师人才资源单向流动的状况，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参与，才能真正改善乡村教育现状。

    公益时报记者 张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