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起，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开始了她的第一次访华之旅，所到之处掀起一轮轮关注的热潮。一位活跃在中国公益维权领域的女律师也在默默关注着米歇尔的行程。她叫郭建梅，曾在2011年在华盛顿获得“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典礼上给她颁奖的嘉宾就是米歇尔，米歇尔对郭建梅的公益行为表示敬佩，并引用她的话鼓励妇女学习她的勇气与激情。

    勇气与激情固然重要，郭建梅走过19年公益律师路，坎坷自知，这条路能够坚持走下去永远离不开家人的支持。要说起来郭建梅的丈夫比她更出名——作家刘震云，但刘震云却常对旁人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 

    “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作为中国的第一代公益律师，郭建梅这样评价自己走过的公益律师之路。尽管路途并不顺畅，尽管也曾因为与现实的冲突而抑郁，但她仍然表示：“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

    辞去公职，投身NGO

    郭建梅的公益律师之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源于对妇女的关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郭建梅先后在司法部研究室、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等处工作。

    在此期间，郭建梅曾参与了1992年4月颁布《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

    最初的工作与法律相关，但与公益却有一段距离，转折发生在1995年。

    当时还在《中国律师》杂志社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被NGO议题迷住了的她，却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

    大会给郭建梅的感觉，“像找到了亲人”。回家后，她告诉丈夫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郭建梅的法官哥哥就劝她，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毕竟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但这并没有打消她的念头。

    拿定主意的郭建梅在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的老师一起，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免费为没钱、没地位、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代理案件。而最初的所有开支，全靠美国一家基金会提供的4万美元启动资金。

    从个案到法律倡导

    针对妇女进行法律援助的定位，使郭建梅接触到的多是苦难中的女人。多数求援者都处于社会底层，上访和不幸让她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甚至满身伤病，散发恶臭。

    郭建梅说，做这些人的代理律师时，她们会一同遭受白眼。偏见不仅来自大众，甚至来自法官。曾经，有法官冷冷地问郭建梅，你怎么代理这样的案子，你是律师吗？甚至因为原告和被告悬殊的社会地位，有的法官根本没有履行基本的法律程序。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

    这名妇女找到了郭建梅。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遭遇太多不公平的待遇，郭建梅走出法庭时，眼泪便再也无法忍住，而她代理的那个农村妇女，则嚎啕大哭。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这么多人上访，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给关起来啊，得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郭建梅说。

    总是代理个案，“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经过摸索，郭建梅和她的团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她们开始选择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案子，希望通过案子推动立法，惠及更大的人群。

    她们打《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通过后的京城第一起性骚扰案，推动社会和公众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的认识；她们打劳动争议纠纷案，倡导男女平等就业权；此外，她们还打了职场性别歧视、妇女的劳动权益、针对妇女的暴力、外来女工权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等等涉及妇女权益的重点和难点领域的案件，并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立法倡导，大大扩展了受益人群。

    成绩背后的困惑

    成绩的取得，并不容易。一路走来，郭建梅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压力，以至于曾经患上了抑郁症。“公益律师这个职业，可能比起任何一种职业都是最艰难的，它的艰难包括很多方面：精神的，身心的。”郭建梅说。

    那是在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上台讲话，才说了几句就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办法把话讲下去。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其实我很少跟刘震云说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里。”她突然特别恨这个社会不可救药，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头，自得其乐，另一方面，我们又和现实相冲突，这是蛮拧的一件事情。”

    “刘震云开始也不理解，为什么干这么点事情就得这个病了？你看我当初被退了这么多稿子都没抑郁。”郭建梅家里有两个箱子，里面装的全都是刘震云当初没发表被退回来的稿件。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有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告诉她，得了这个病，脸皮得厚，不要闷在心里不说，不要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得锻炼，一定要吃药。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药，病好了许多。她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律师，刘震云给她的支持很多。“他给了我一个很安稳的后方，那是一个港湾，不至于我失业了，没有钱没地方住。”

    把公益律师做到底

    抑郁症并没能阻止郭建梅将公益律师坚持做下去。

    09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她曾经的大学同学，现在有人当上了大官，有人当上了年薪千万的大律师，但当了15年公益律师的郭建梅，现在依然是月工资只有几千。很多人不理解她，有同学问她，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但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郭建梅曾这样表述自己的追求。

    2010年3月2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撤销。郭建梅记得当时网上有很多很多人支持她们，网站上收到大概不下几百封信，其中很多人给她们写诗。这些让郭建梅看到了老百姓对公益律师的理解和支持。

    中心撤销后，郭建梅和她的团队注册了北京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同时成立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继续从律师的角度来开展公益诉讼、开展法律援助。

    众泽妇女法律中心，传承和延续着原北大妇女法律中心的宗旨和目标，从NGO的角度，也就是从民间非政府的角度去探索开展妇女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公益法工作的路径和模式。

    千千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后，还进一步扩大了公益法援的领域到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等。

    “现在我感觉到，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这几年公益律师的发展和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理解了公益律师，并且支持公益律师。”郭建梅表示。

    作为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郭建梅的月薪是6000多块钱，这是事务所最高的工资。与薪水相比，郭建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她觉得：首先要有领导力、影响力，要有去推动的能力；其次是需要充分调动资源，一个是打开政府的通道，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同，特别是能够在政策和法律的层面上给公益律师以激励，还有就是政府能够给公益律师一定的资金支持，能够允许这些公益律师生存和发展，第二点就是打开律师的通道，进一步能够把公益律师网络扩大，再扩大，能够使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第三点是打开企业通道，建设中国国内的筹资渠道。现在中国的NGO和公益律师，99%都是从国外拿到的资金。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很多，需要把这些企业与公益法律事业连接起来。

    （刘茜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