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顾问 徐永祥

    应鼓励社工正常流动

    行业内的平行流动，比如最初由深圳往东莞流动，由先发地区往开出更好条件的后发地区流动，这种属于正常流动，从国家层面来看应该是鼓励的，对社工全面发展、个人发展、行业竞争、社会工作制度建设都是有利的。当然某个地区的统计里肯定会算作流失。

    但社工向其他行业流动，特别是向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这个序列流动，就反映出社工的社会地位堪忧。关键是收入低，我们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来衡量的。很多人在面临结婚生子的现实压力时，就会往外转移。有些人会追求成就感、价值取向，会留下来，还有的人本身家庭条件比较好，不太在意工资高低。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流失的社工是家庭条件比较一般或不太好的，窘迫的经济状况迫使他们流向其他行业。

    跟广东比，上海比较弱，但跟周边刚起步的江浙比，还是强一点，周边有些地区社工机构还没建起来，还没有形成小范围的人才流动趋势。

    民政部虽然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但各地还没有高度重视，没有将其作为公共财税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没有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中。现在很多地方购买社工服务用的什么钱呢？福利彩票公益金，这其实还是民众的钱，不是政府的钱。

    政府购买服务还没有制度化，政府投入的资金有限，各种基金会、企业家捐助的也是凤毛麟角。本来社工的理想状况是形成政府购买为主，企业、基金会捐助为辅的资金来源模式。但我们基金会本身不发达，税收制度又不鼓励企业家向基础的社会服务机构捐助。要解决社工的流失率，关键在政府这里，首先要实现政府购买的常态化，应该放在社会治理的新体制下看待这个问题。

    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静君

    体现一线社工的价值

    广州市现在有155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还有一些医务社工、企业社工，所以可以算出来广州真正在岗社工大概三千多，持证社工有五六千人。广州的流失率我觉得比别的城市少一点，但流动率比较高。

    流失有两个层面，一是不再做社工，去做别的行业，二是离开了广州，还做社工。两者的比例没有具体计算，但估计别的领域流入社工行业的人才要比流出去的多。比如有些人在居委会考证进入社工团队，有些人社工专业本科毕业后去了企业，后来还是认可社工的团队氛围，又回到了社工行业，我自己的学生就有好多这种情况。有些学生毕业时对我说不想选择做社工，我说没有关系。但我要求他们去考证，这样你以后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归队。如果不考证，就可能离这个行业越来越远。

    流失都是有原因的，很多人是因为房子、家庭的问题走的。外省的年轻社工，他的家乡发展了起来，当他要结婚成家的时候，就可能选择回家乡做社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就好像向外撒了一个种子。真正伤心灰心不想做社工了的，并不是很多见。

    流动率是指，从广州的A机构跳到了B机构，这种情况在广州比较突出，这里是有原因的。比如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个家综，合约签三年。三年后呢？在这个机构没有晋升的位置，家综的管理层最多四五个人，包括主任、副主任和板块负责人，其他都是一线社工。而薪酬是与岗位直接挂钩的，一线社工薪酬，本科毕业持证上岗，起薪点3500元，每年会加一两百，如果成为板块、项目负责人，一下子就会加好几百。所以，当年轻社工有了一两年积累，就可以跳到别的新开项目去做负责人。

    升职加薪是一方面，而年轻人考虑比较多的还有专业发展空间，如果是项目或板块负责人，能够获得督导培训的机会更多。所以我们不能只怪年轻人没有静下心来做事，是升迁制度还不够明晰。我们有一个社会工作督导人才研修班，每年一届，让50个三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社工免费学习一年，拿到督导证。这个研修班，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会考虑跳槽少的社工。因为跳槽少的社工，工作经验更扎实，而不是将时间用在适应新环境上。社工本身对这个条件是接受的，机构也很欢迎，这对机构的稳定性有好处。

    但我对这种机构间的流动并不担心，值得担心的是所有社工都更想去当管理层。不可能大家都成为管理者，其实我们最需要的还是一线社工。福利待遇能否向一线社工做一些倾斜？能不能一线社工就做得很资深？比如香港就是这样，很多人做了一辈子一线社工，很有价值，要让一线社工看到希望。

    大跃进的政府购买我不是很认同，这样并不容易出成果，很容易出现劣币驱赶良币，应该从试点开始一步步扎实往前推进。

    ■ 本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