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刚刚过去的第8个国际社工日（3月18日），民政部首次在全国开展了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报推出的国际社工日专题对当下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医院、学校、企业、社区等不同区域服务困境人群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在为社会工作大发展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社工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缺乏专业性、资源为导向、定位模糊、脱离社区等问题亟需纠正。

    2013年岁末，深圳一名女社工黎燕虹猝死的消息传出。一个生命的结束令人惋惜，原因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个说法是其在就诊时被告知，社保卡因欠缴一个月的费用不能在此处使用，所以延误了治疗，导致猝死。另一个说法，是她加班过度导致过劳死。不管是何原因，个体社工的困境无疑折射出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的诸种问题。

    一方面是社会矛盾导致问题事件频出，呼唤社工的介入；另一方面，社工自身心理和生存条件的困境日益明显：心理压力无法纾解、劳动强度大、得不到价值认同、薪酬待遇依然处于社会中下水平等等。与此同时，社工机构作为社工的大本营，缺乏专业性、资源为导向、定位模糊、脱离社区等发展误区亟需纠正。

    潜在问题和误区存在，不但导致社会工作整体前进方向出现偏差，也令社工群体不堪重负。如果得不到正视，再强大的骆驼也随时可能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

    ■问题一：社工的心理问题谁来关心？

    社会工作者因其大多服务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常常要面对突出的矛盾和困境，就不可避免地在帮助他人同时，自己的心里也积压了尘埃和负能量，每隔一段时间也需要一次“大扫除”，否则社工有可能变为需要帮助的问题群体，那么清扫工作谁能胜任？

    “社工督导是由一些有经验的、资深的社工来进行，他们会凭借自己的经验给一线社工情感和专业技术的支持，使社工走出挫败、无奈和倦怠，并不断补充新的知识和理念。”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告诉记者。

    他介绍，督导机制是整个社会工作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在社工人才教育方面启动得很早，但现在仍处在社会工作人才建设的基础阶段，后面的督导体系和行政体系依然相当薄弱。一般成熟的社工机构至少应该有一名督导，通常一名督导支持五到十名社工，以往的情况是深圳、广东等地会从香港请来专业的督导，国内督导人才目前严重不足。

    3月18日，民政部在2014国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上，宣布将选拔首批全国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在李涛看来，“社会工作者领军人才计划”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也将可能带来社工支持体系的构建。“我理解的就是首先培养具有督导能力的社工人才，第二是鼓励有支持性、引领性的专业社工机构发展，只有有了人才和组织的引领，才能构成比较完善的为一线社工服务的支持体系，否则靠一线社工在前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早晚会支撑不下去的，是无法持久性地为社会服务的。”

    ■问题二：是否扎根社区，关系服务价值？

    在1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直言公益领域的三大硬伤，其中第一个硬伤，就是慈善还没深入到社区。“我常常感慨，我们的慈善是大灾慈善，不是日常生活的慈善。在欧美发达国家，近80%的公益慈善行为差不多发生在社区、落实在社区，我们这方面还太少太少。”

    这一句，也道出了社会工作可能走向的误区——眼高手低，脱离社区。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社工专业应届毕业生郭昊，毕业后加入了自主创业的浪潮中，申请成立了北京市西城区“悦群”社会工作事务所，落户月坛街道。“悦群”扎根街道和社区开展驻校、助老、助残等各种服务，并在社区为失独家庭、流动人口的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街道看到了机构的价值，主动拿出场地等进行支持。

    “街道办和区政府方面，真正看到了你的服务并且感受到了价值，认为你能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而这些是他们做不了的，他们就会接受你、支持你，双方变成很好的合作伙伴。”郭昊说道。

    而上海地区由于街道购买服务的力度和决心大，社区型的社工事务所和公益组织得到了大力发展，每个街道都会拿出相应的实际支持，包括办公场地、设施和经费。

    “社工最后一定要落脚于社区和家庭，这是问题产生的地方，也是最能发挥社工作用和价值的地方。”郭昊如是说。

    ■问题三：社工是救命药？

    “南京幼童被饿死家中”、“女童遭遇性侵”、“重庆10岁女孩电梯内摔打男婴”以及“昆明301暴力恐袭”等一系列社会事件出现后，公众总会将目光投向社工，希望他们能为社会的黑暗角落带去光明。这样的期许同样伴随着压力，一位网友说：“社工不是万能的。”

    而前不久发生的“重庆10岁女孩电梯内摔打男婴”的新闻，也引起了郭昊和同事们的重视。郭昊说，事件发生后也有人说社工能不能做些什么，如果孩子所在的学校和社区同时有社工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孩子的异常，提早介入比发生后再去补救效果要好。

    郭昊坦言，以驻校社工为例，是一种陪伴式存在，为了发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再去他们的原生家庭进行介入干预，包括现在社工机构比较重视的外来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合问题，也是为了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避免孩子的成长问题。

    “社工并不是等到问题出现了才被想起，而是为了避免问题的出现一直存在的，但这样，他们的价值和作用就往往被忽略掉了。”郭昊如是说。

    ■问题四：谁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在李涛看来，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加大，投入越来越多，社会需求也在增加，目前社工机构的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大跃进阶段，数量激增，这就可能会带来很多资源导向的社工机构诞生，而不是专业为导向。

    一类，是看到这里有资源和需求，就以为有利可图，不管怎样把形式建起来，“在他们眼中成立社工机构跟开个饭馆、办个公司没什么两样，把项目中的行政经费误认为是纯利润，这也就是南方一些社工机构出现的社工没有五险一金、机构为了赚钱承接各种项目的原因。”

    另一类，是建立看本身的专业性不强，导致机构挂牌式成立，但缺少核心竞争力，建立者对机构的定位、未来规划没有想好，盲目跟风，缺乏对社工事业的使命感和认同感。“这种形式上的成立，不光社工在里面很迷茫，整个机构都很迷茫。”李涛说。

    “最后一类情况，是最可怕的。”李涛直言，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或群团组织自己动手办社工事务所。“曾经社会组织备受公众质疑和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办社会组织的存在，后来慢慢好转，中央提出政社分开，现在又有倒退趋势。”

    李涛认为，这种“把资源左手拿出来交给右手”的行为无疑是扰乱了社工机构的发展秩序和前景。“一些地方不想把钱拿出来给社会组织，或者总觉得社会组织做出来的不是他们的成绩，但迫于形势压力，怎么办呢，那不妨自己办一个组织。这违背了社会组织自下而上、有自己的使命和专业等原则。”

    对此，李涛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希望政府购买服务的体系应该通过公开公示等方式做到最大化透明，还要建立起接受投诉和质疑的机制，接受监督，如果有机构或公众提出质疑，要给他们一个畅通的渠道。另外，就是严格划分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界限，坚决杜绝政府部门、群团组织自己变相去办社工机构这种行为，否则会扰乱正常的社工机构市场形成和良性发展。

    ■问题五：税收难题如何破解？

    老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北京市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的主任范燕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社工事务所每承接一个项目就要给政府交5.6%的税，同时账面资金如果有剩余就要按照企业标准缴纳所得税25%左右。

    “海淀睿搏事务所，目前有60名员工，注册资金是3万元，银行规定我一个月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支出不能超过20万元，总经费不能超过100万元。政府的钱如果压了很久把钱一次给我，我又不能一下子把之前欠社工的工资发出去，那么剩了就要扣钱。工资还没开就少了很多。”范燕宁算着账很心疼，一年缴纳20余万元的税，这些钱能够支持三四个社工了。

    海淀睿搏很早就被评为4A级社工事务所，但由于没有正式的文件，始终没能实现免税资格的认定。

    这一点李涛也有认同，因为各地税务部门对于社工事务所的民非身份能否免税存在不同看法，所以大多数地区社工事务所依然没有实现免税。基于此，社工机构更应该盘算着过日子。

    “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多元化的资金渠道，除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外，还要包括企业、基金会等，让资金的来源尽量多元，资金链尽量安全。第二是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中长期的规划，不仅仅是每一年的短期规划，看清现在做的事情和未来的关联性，进而控制风险。”李涛告诉记者。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央在购买服务时政策的向前推进，比如今年的资金使用中就允许有8%的行政成本，这是去年没有的。但到底这个管理成本是多少？能否根据不同的项目进行不同的配比，而不是死的一个数字？”李涛说。

    运营成本、税收减免等对社工机构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公益时报记者 闫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