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明敏

    一个月前，广西来宾市忻城县代课教师李桂花，接到同为代课教师的王辉力递过来的一份公益资助表格，希望她填完之后一并交给上级教育部门，说能申请到资助金。

    根据表格内容，只要常年扎根乡村、教龄在20年以上的代课教师，递交相关材料就能在2014年春节前领到1000元资助金，这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红烛基金每年春节前的一个固定公益项目，李桂花对此不太在意，她认为这并不可信。

    等到王辉力真正拿到1000元钱时，李桂花相信了，随即给红烛基金志愿者打电话，但被告之善款发放时间已过，她有点懊恼。

    李桂花向记者谈到不相信的原因时说：“我们除了每月政府发放的700元工资外，再没有收到过别的任何奖励，公益组织来资助更是第一次，难免会有些误会。”

    像李桂花一样，代课教师这一群体并没有受到过太多关注。

    代课教师，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部分教师群体，无法享受与正式在编教师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福利等，却充满艰辛、大多在边远农村默默为教育事业而奉献。

    如今，部分代课教师已经“代转正”，也有部分代课教师“被清退”而面临着失业和艰苦生活。公益组织也正尝试介入和关怀这部分群体，并在帮扶退休代课教师就业、改善代课教师生活等方面发挥作用。

    春节将至，《公益时报》记者跟随中国关心下一代基金会专项基金红烛基金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市田林县、河池市巴马县、来宾市忻城县实地探访当地代课教师群体的近况。

    身份的由来和尴尬

    莫济玮，广西忻城县人，每年年关他都要远赴外地打工挣钱，但今年决定不再出去了，而是留在家里跟老婆和孩子团聚过年，其实，这是他多年期盼的事情。

    和莫济玮一样的特殊打工者有着共同的特点：选择学校寒、暑假之时出门打工，在学校正常开学之际返回，身上背负着自认为崇高却又长期尴尬的身份——代课教师。由于在校教书的工资实在太低，而不得不趁假期外出打工。

    但是他的身份标签并不明晰，在外人看来，代课教师常常和乡村教师划等号。

    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2005年1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表示，我国将逐步取消代课教师，全面推行农村的教师聘任制，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和其他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乡村任教。

    但这种做法，在全国尤其是对偏远地区基础教育来说并不现实，代课教师时至今日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尤其集中在那些公办教师不愿意去的农村山区，那里通常是“一个老师，一所学校”。

    公益组织也正尝试介入和关怀这部分群体，但这一尴尬身份和群体数量不够引人关注，令他们常常被遗忘。很多项目如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荧光支教”项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TCL公益基金会的“TCL希望工程烛光奖”等，所关注的群体为乡村教师，而非代课教师。

    不信任源于信息落后

    和文章开头提到的李桂花一样，很多代课教师并不相信“突如其来”的关注。甚至公益项目执行方的志愿者也感到项目推行困难的压力。

    红烛基金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基金会为扶助乡村教师而设立的公益慈善基金。2014年春节前，从“千元温暖包”项目的774名申请者中筛选出了318名条件合格者作为发放对象。

    宣泽湖是红烛基金志愿者，同时也是2014年“千元温暖行动”广西发放地负责人。宣泽湖告诉记者，去年年关发放时，由于宣传不太到位，广西地区主动申请的代课教师只有40多名，今年通过广西教育主管部门的加大宣传力度，广西申请通过人数为96人。“虽然申请人数增多，但对于很多未曾走出过大山、对外界信息了解甚少的代课教师来说，他们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另一位志愿者韦燕妲坦言：“这还是在于代课教师被关注度不高，帮助他们的人并不多，所以他们并不相信这样的好事，每次发放都会碰到各种情况，征集时候不相信，看到别人拿到钱了又心急，代课教师们自己也应该多主动了解外部的信息，这样有助于他们甄别一些事情。”  

    高龄代课教师的抉择

    黄沙尤和陆文英是巴马县那社乡那已村平外屯教学点和燕调乡岩延村六旺教学点的代课教师，这两个教学点分别有着3个年级数十名学生，采用复班（多年级一个班）教学。

    黄沙尤今年已经59岁，教龄长达40年，按照巴马县教育局的规定，年满50岁将不再纳入转公教师的考虑范畴，这意味着黄沙尤一辈子都是代课教师的身份。

    （下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