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疏通善道，既需要进行体制性的疏通，更需要理念和思想的疏通，甚至思想的疏通更重要，我们需要从斗争型理念转化为建设型理念。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快速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中国的公益事业也是处在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需要引起我们公益界思考的，也有三个硬伤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商业运营的基本标准。现在全世界的企业界都在讨论慈善资本主义，我将其归纳为“善经济时代”。这其实是商业文明正在转型，慈善正在进入到商业、正在改造商业，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后，它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普及，特别是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普及。所以，无论你愿意与否，现在企业做慈善、商业和公益在结合，都是一个巨大的浪潮，慈善正在提升人类的商业文明，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

    第二，另一个浪潮更加直接地冲击中国的慈善领域，那就是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社会影响力投资等等，这些概念正在普及和践行。欧美很多慈善家已经运用商业的方式到中国来设立项目。令我感慨最深的就是博士伦眼镜公司，其实它是博士伦基金会的一个企业，这个品牌在中国相当普及，但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它和慈善的关系。人们正在运用商业的手段来直接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创新，在这个领域我们国家也正在迎头赶上。

    第三，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更为直接的推动力是中国的慈善家群体。这个月初，中美两国的慈善家就共同参加了在夏威夷举行的“首届东西方慈善论坛”，像牛根生、曹德旺这些中国优秀的企业家、慈善家们，与前纽约市长布伦博格、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等美国的慈善家们在一起，三天的时间里深入交谈、讨论合作项目。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他们都觉得这样的交流应该更加深度化，老牛基金会创始人牛根生先生与他们交谈时就表示：我们是需要建立合资慈善项目的，像合资企业一样来合作。

    养老界过去有一句话，说“我们养老服务业起步十年依然在起步”。所以在整个国际化的大潮中，我们要保持警惕，中国慈善界有三个大硬伤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个硬伤，我们的慈善还没深入到社区。我常常感慨，我们的慈善是大灾慈善，不是日常生活的慈善。在欧美发达国家，近80%的公益慈善行为差不多发生在社区、落实在社区，我们这方面还太少太少。

    第二个硬伤，我们的慈善和专业化的社工还没有结合，在整个体制上还没有很强的保障。

    第三，慈善与商业的结合还是一个大家尚不认同的事情。

    未来的慈善、未来的公益，在国际化的大潮中到底怎么走？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进入到了社会体制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社会发自于内的需求，它也不断要求我们公益慈善事业要快速发展，并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但坦率地说，我们现在的体制和思维惯性很大程度上还是老办法，我常常形象地比喻，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前大禹治水年代的惯性，面对慈善和财富的洪流，基本理念和办法还是堵、还是斗。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疏通善道，既需要进行体制性的疏通，更需要理念和思想的疏通，甚至思想的疏通更重要，我们需要从斗争型理念转化为建设型理念。

    何道峰前两天讲了一句话令我很受启发，他说：“我们斗争的这个惯性，已经融会贯通到我们的血液和日常生活习惯中，我们动不动就想斗，估计要把思维方式转过来，恐怕得转上几十年。”

    要做现代慈善，要实现国际化，要很好地把我们的现代慈善融入到整个全球社会的慈善和社会建设大潮当中，就需要解放思想。但这次的思想解放，是全社会思想的解放，只有这样解放，才能让我们更迅速地推进慈善事业的体制变革、政策调整和专业化力量的加强。（闫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