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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份名为《他们也是父母》、针对子女对中国流动工人影响的调查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超过80%的有子女的流动工人认为自己是不合格的父母。由于与孩子分离,无法亲自照料和教育孩子,他们经常感到焦虑和愧疚。这些父母是当今就业队伍的主力军,他们的幸福和生产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败。 2013年6月至7月间,在瑞典使馆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支持下,瑞联稚博咨询公司与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和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合作开展了一项调查,旨在了解父母外出务工对其家庭关系带来的挑战,并且从外出务工父母的角度来凸显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调查面向来自珠三角和重庆地区的1500多名流动工人和9家工厂管理人员,并对两地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 被调查家长 多数对亲子关系不满意 在调查中接受采访的流动工人江水莲,大儿子已经18岁了。她说在孩子6岁多的时候,把他接到城市,孩子就拼命说不要在这里读书,要回老家读书,三个月后,他才适应这里的环境。孩子就是觉得自己不是母亲带大的,不愿意听她的话。正因为对大儿子的深深愧疚,江水莲决定无论如何要把小儿子带在身边。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家长中,50%以上(尤其是流动儿童家长)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39岁。留守儿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岁,而流动儿童的年龄主要在7-10岁。绝大多数有子女流动工人住在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或者是自行承租的出租房中,只有极少数申请到企业的夫妻房。由于离家较近,重庆地区流动儿童家长更倾向于将老人接过来一起照顾子女。 无论流动儿童家长还是留守儿童家长,多数都对亲子关系不满意。超过一半的流动工人对与子女的关系不满意,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尤其是把子女留在老家的流动工人,对家庭关系亲密度下降的感受越强烈。 绝大多数(82%)的留守儿童家长评价自己为不合格的父母,52%的流动儿童家长评价自己为不合格的父母。导致流动工人认为自己不是合格父母的两个突出原因分别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许多工人对于自己目前的收入和未来经济状况能为子女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也没有信心。 而在子女对流动工人绩效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上,调查显示,子女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家长工作状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常考虑回家问题,工作不稳定”(占59%);“因担心孩子,工作易出差错”(占38%);“不开心,影响工作积极性”(占33%)。当子女处于婴幼儿阶段和青春期阶段时,对留守儿童家长工作状态影响最大。相比之下,流动儿童家长是工作状态较稳定的群体。受访企业管理者也普遍认为,流动儿童家长的工作稳定性高于留守儿童家长。 另一方面,孩子的问题也给流动工人带来了不小的精神压力。有子女的流动工人其生活最大的负面感受来自与子女的关系,包括“经常内疚”,占73%;“经常想念孩子,内心痛苦”,占57%;排在第三位的是“因担心子女经常焦虑”,占43%。特别是子女在11-14岁的留守儿童家长,更容易“经常内疚,觉得对不起孩子”占77%。此阶段亦是儿童处于青春期,“问题”多发阶段,两地分离积压的矛盾易在该阶段的叛逆中显现爆发。 因为离家远,回家成本高,珠三角地区留守儿童家长回家频率低,随着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以重庆为代表的城市工业化程度上升,越来越多该地区当年外出的流动工人选择回乡就近择业。2011年,全国去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农民工比重的格局。 为流动工人 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流动工人缺少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当不良影响发生后,自身往往没有很好的方式来平衡子女与家庭经济的关系,从而陷入两难的境地。 在流动工人对支持体系期望的调查中,他们最期望企业提供的支持包括帮助协调子女入学(72%),更灵活的工作时间(64%),给予住房补贴(54%)。然而目前国内的情况是,无论是传统的制衣行业或是高端电子产品的制造业中,企业社会责任与儿童权利还处于起步阶段。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实践中,对有子女的流动工人的需要未给予充分的回应。主要表现在:企业社会责任蓝图中并没有专门针对有子女流动工人的具体支持策略,有子女流动工人的需要并没有被系统、深入地考虑。当研究者询问企业管理者关于已婚员工的数量以及已婚员工中将子女带在身边的工人比例时,受访者只能给出极为模糊的数据,或者无法提供数据。受访者表示均没有专门了解过企业中有子女的流动工人遇到的具体困难。 而仅少数的流动工人认为政府为其提供过帮助,尤其是在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家庭廉租房方面获得的帮助很少。有子女流动工人希望政府提供的支持包括解决子女上高中和实现异地高考。一半以上的受访流动工人表示希望改进社保待遇。 收费少又安全放心的公益性托管照顾、提高儿童社会融入能力的专业服务和改善亲子关系的培训,是有子女流动工人最希望社会组织提供的帮助。然而,研究显示,总体而言,流动工人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度低。只有7%的流动工人或其熟人接受过来自社会组织的服务。 报告指出,流动工人不是单纯的劳动力,他们需要完整的家庭生活以支持其生存与发展。而支持体系的构建不是企业一方可以完成,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方携手,才有可能建设长效的有子女流动工人的社会支持体系。 (本报记者 王会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