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是时代的产物。”吴昌华经常这样说。而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在中国设立办公室也算是水到渠成。在美国做了近10年环境学者的吴昌华，归国后接受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邀请，于2007年帮助气候组织在中国设立办公室。彼时，“发展低碳经济”在中国被正式提出。

    那时候，雾霾天气还没有大面积地袭击中国，“低碳经济”、“绿色产业”还是一个个时髦的词儿。作为气候组织“全球示范先行项目”的带头人，吴昌华在中国率先推动包括金融机构、企业、政府三方在内的“低碳解决方案”，同时也应邀给政要官员、媒体记者、商界精英做培训，“几乎每天都在讲什么是低碳经济”。 

    同时，吴昌华开始以“中国非官方”发言人的身份，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和努力，也作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专家顾问组成员，为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能达成的全球气候协议献计献策。

    吴昌华说，中国办公室的团队是她一手带出来的。“如今我就是要培养人，得放长线，眼光放远一点。”在大气环境领域钻研的多年中，吴昌华曾深感前行无力和技术创新人才匮乏，于是，吴昌华开始了一系列青年人才计划。不论气候问题还是人才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成效的，“但是做了，可能一百年、两百年之后，受益的就是全人类。”12月，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公益时报》：从设立之初, 气候组织的定位和使命就不同于其他同领域组织，这是为什么？

    吴昌华：这个机构从2004年成立的时候，就与一般的草根组织或民间组织不太一样。它是NGO，但以领导力为核心，主要关注政界和商界这两部分。它的使命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虽然与气候和环保有关，但其实气候变化是与建筑、交通、能源、城市规划、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紧密相连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气候问题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可能面对的最大风险和最大挑战。这样一来，所有的气候问题都带有一定的中长期性质，那么，在规划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源结构、建设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把环境和气候的变化考虑进去。

    《公益时报》：如何让政界和商界精英联合起来为环境服务？

    吴昌华：首先，一个企业如果不盈利，它就不能被称之为一个合格的企业。所以，要一个企业接纳一项技术、做一笔投资，政策很重要。因为气候环境问题带有非常强烈的公共属性——企业投入了，可能大家都受益，但受益人未必都给它钱，那企业为什么还要投呢？这种情况下，要靠政府决策、政策激励，来创造市场。

    总体来讲，一个政策激励，是要有效地驱动技术创新，有效地带动资本的流动，最终使市场上使用这些清洁技术、节能减排的产品和手段。政策激励、技术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市场，如果这四部分能够形成良性的循环，形成一种有效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希望在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说，政府和企业这两组人的领导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这个机构所围绕的核心。

    《公益时报》：什么样的技术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吴昌华：对某项创新技术是否感兴趣，我们要去观察它的潜力、是否能解决当下问题、是否可以市场化。

    比如，正与我们合作的一家北京公司的特点，是能把传统意义上不能回收的建筑垃圾做进一步精加工，将其做成混料，然后再回填到混凝土产品中，以替代水泥。水泥在中国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个公司的低碳和节能减排就体现在替代水泥这件事情上。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第三年的合作了，在理解、认定它的技术后就努力使它主流化，收集这样一个技术在市场主流化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障碍，比如政策、市场运作等，然后集合力量去帮它解决，目的是让它快速规模化应用起来，这个过程会让我们很有成就感。

    《公益时报》：当下中国在环保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很多新兴概念听起来都不够接地气？

    吴昌华：中国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讲“绿色”——绿色投资、绿色信贷、绿色出行等等。它很泛，最大的问题就是还仅仅停留在宣传理念层面，至于怎么做、达成这个目标要花多少钱，谁都没有概念。

    往后倒一下时间，中国从“十一五”开始描述强调低碳经济，又在2011年3月发布了“十二五”规划，之后大家为了政策制定开始做研究、做模型。我突然发现没有人能回答一个问题：“十二五”提出很多绿色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多少钱？我问了好多人，有学者、研究者，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所以这引发我作了一个报告，也是中国第一份中国低碳发展的财经战略报告，讲的就是，要一一实现这些绿色目标，需要多少资本。

    《公益时报》：以前没有人这么提过吗？当时的反响怎么样？

    吴昌华：对，它是中国“第一份”，以前没有人这么做过。当时可以说极其轰动，轰动到我自己都受宠若惊。包括中央和地方领导、企业老总看完都有反馈，说有实用性。接着，发改委就邀请我出面，牵头做一个中国气候融资的课题。

    《公益时报》：“气候融资”又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这个课题要怎么做呢？

    吴昌华：我们就是从定义中国气候融资开始做的，因为还没有人提出来这个定义，然后要梳理政府部门机构管理体制、治理体系，到底谁管什么，哪个部门做的事情与气候融资相关。目前有几个事情在做，一是广东省和其他地区的案例，从省的角度来进行地方气候融资的具体梳理。还有一个项目正在开发当中，是南南合作，因为中国虽然没有义务给其他国家拨款，但是中国已经考虑到自己是最大的碳排放国，考虑到自己跟世界之间的资源环境关系，所以从战略意义上来讲，中国一直在给其他贫困发展中国家资金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不论是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气候融资机制怎么制定，还是我们国家到地方的气候融资的平台怎么设计，都是现在要去做的。

    《公益时报》：现在这件事情做起来会不会觉得曲高和寡？

    吴昌华：这个行业太新太浅，中国也没有太深的积累，真是感觉太缺少人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要做“青年绿色创业计划”。这是我的一个尝试吧，在中国450所大学校园当中，看看到底大学生们在绿色创业和绿色领域的兴趣点在哪里，激情和创意在哪里，最后由评委评选出十个方案，让这些学生们参加三天的训练营。这个计划的收获和遗憾并存，因为当时有5个城市的孵化器等着在那里，如果这些学生有好的项目立刻可以孵化落地，但最终没有一个可以落地的。他们有些想法很有意思，但是还不到规模化生产的地步，还不成熟。

    《公益时报》：所以这也激发了你想培养更多“绿色人才”的想法？

    吴昌华：嗯，这样一来就有了“未来学院”，今年3月份正式招生，学生要深入地去研究学习、分析，然后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我们也要带领他们走出去，看看其他国家大学生的创业和技术。如果每年能做出几个完善的案例（项目），慢慢积累下来就是一笔财富。希望每年都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可持续发展的案例出来。

    人才培养是我们现在特别大的一个追求，对此我真的坚定不移，就像前面给你描述我们这个行业的特点一样，我充分地意识到，资本总会有的、政策是可以制定的，但是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来做的。中国现在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多少人知道该怎么去决策、怎么去做。

    （本报记者 闫冰）

    人物档案

    吴昌华，国际性非营利机构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中国企业低碳解决方案倡导者，曾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专家顾问组成员，是一位长期专注于中国环境与发展的策略分析专家，负责领导气候组织在中国的策略发展并管理中国区的运作。在中国工作的15年间，曾管理过世界性的环保机构——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并且是“亚太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圆桌会议”(APRSCP)董事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教育委员会以及清洁空气行动(Clean Air Initiative)中国区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气候组织是世界上第一家专注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04年4月，由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来自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20位商业精英和政府领袖共同发起成立。通过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工商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紧密合作，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