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红会默默变革的一年，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年中，成都捐款箱发霉了、红会社监委召开第一次年中全体会议了、王永等人压力之下辞退社监委职务了、要重启对郭美美的调查了、对“献血大王”捐款不够被“唏嘘”了……不论是地方红会还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不论是自身问题频出还是公众依旧不肯放过红会，总之这一年，红会并未远离我们的视线。

    社监委和器官捐献构成了中国红十字会2013年备受关注的两件核心大事。

    社监委履职一年，距离成立之初定下的“第三方独立机构”初衷越来越远，澄清接连不断的质疑和自身陷入“信任危机”应接不暇倒成了这一年的主旋律，最终，社监委的名字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2013年元旦后，筹备两年多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正式办公，但没过多久，“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OPO）正式上线运行，在OPO开启系统自动分配捐赠器官、试图全程公开可追溯的“器官捐赠公平时代”，红十字会在器官捐赠链条中的位置和作用也不得不转变。

    2013年，红会在努力寻求变革、在变革中充满争议和挫折，但红会只能在争议中前行。

    社监委：

    如何就淡出了公众视线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社监委”）履职已有一年，一年来社监委的履职之路并不平坦，从5月13日网络知名爆料人周筱赟发帖指责“社监委是红会的公关部”开始,社监委就陷入澄清、封口、秘密行动的被动中。在这一场略显手忙脚乱的“信任危机”里,社监委似乎在远离监督红会的“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成立初衷，而年中工作会议后更是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社监委成立不到两周，就接到两起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网络爆料，分别是2012年12月12日和25日网友的2次微博爆料。一是红十字会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购置别墅，设娱乐设施，已运营达十年之久。二是成都红会所设汶川地震募捐箱善款长毛事件。

    社监委接到爆料后立即着手展开调查，2013年1月4日，社监委召开了成立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社监委的首位新闻发言人王永就2起网友爆料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分别是：红会奥林匹克购别墅事件，经过调查别墅属于奥林匹克公园，与红会无关，红会名下无此房屋产权登记。但王永也补充：“社监委不是公安机关，这只是初步调查结果，希望大家补充。”成都捐款箱善款发霉、长毛事件，是因成都红会2008年与广告公司合作时把关不严，产生纠纷后双方没有沟通导致问题久拖不决，最终导致捐献箱内善款发霉、长毛。

    “社监委的第一亮相，反应迅速，回应有力。”这是公众给予社监委的评价。但接下来的网友爆料，社监委的回复就显得并不那么令公众满意了。

    对于网友的继续爆料，包括涉及红会虚开发票、万元帐篷和餐饮发票、扣留2.5亿日元中国劳工慰问金、艺术家方力钧等百名艺术家义拍8472万元善款使用等，社监委虽然都给予了积极回复，但是均被公众扣上红会公关部的帽子，而随着“重查郭美美”风波的不断发酵，和社监委委员接连被爆出与红会有利益关联，这使得公众对于社监委的质疑声一时更甚。公众对社监委由成立之初积极回应的表扬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随后，新闻发言人王永也被爆料。王永曾两天内一连发了10条微博，其中9条和社监委暂时不重启调查“郭美美事件”的决定有关，继而在6月宣布，不再担任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的职务。王永的身份在“顺风车”之后，因为红会社监委委员一职再次被公众关注。

    “我是红会社监委的新闻发言人，曾经负责社监委官方微博的管理工作。在他（周筱赟）眼里，社监委是红会的辟谣机构和公关部，而我又是社监委的新闻发言人，相对来说发出的声音又相对较多，所以容易被他误解为我是社监委的控制人。我觉得我被质疑是被误伤了。”他对媒体倒出苦水。

    2013年6月9日下午，红会社监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年中全体会议如期召开。这次“闭门会议”，明确了“尽量与媒体、公众多沟通”的原则。会后社监委的三位代表黄伟民、金锦平、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说明社监委半年工作情况并就公众关心的问题作了解答。根据社监委的通报，社监委不再设新闻发言人常设制度，现任新闻发言人王永不再担任社监委新闻发言人职务，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因本职工作调动，将退出社监委。

    在这次年中工作会议之后，社监委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直至今年结束时也未有太多消息见诸于媒体，社监委的官方微博虽时常转发些社会与公益资讯，但基本没有关于监督红会的其他消息，而在这次年中会议中，社监委还自定义为红会与公众沟通的专业桥梁。

    器官捐赠：链条中的转型 

    2013年元旦后，筹备两年多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正式办公。就在器官捐赠全国试点开始没多久，一个旨在保证器官捐赠公平、公开、公正的捐赠系统“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OPO）开始上线试运行，红十字会在器官捐赠的链条中不得不面临转型。

    在OPO开启系统自动分配捐赠器官、试图全程公开可追溯的“器官捐赠公平时代”，红十字会的身份角色的转变目前更倾向于“协调”，具体的过程为：中国红十字会系统下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负责人宣传人体器官无偿捐献政策，同时发现并收集各地方区域内潜在人体器官捐献者和医院方直接捐献者，由于院方直接捐献者大多处于不同的医院，院方将在个人捐赠自愿并主动提出捐献情况下通知红会人体器官协调员前来登记，再由红会人体器官协调员通知有移植资质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OPO)进行获取，红会全程参与见证并留音、留像，到此红会人体器官协调员工作结束。

    2010年，卫生部与红十字总会正式向中央编办申请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经过两年的酝酿，2012年7月6日得到正式批复。2013年元旦假期过后，红十字总会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开始在中国红十字会训练中心楼内正式办公。此前由红十字总会赈济救护部具体负责的器官捐献工作，已移交管理中心。彼时，中央编办将其具体解释为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公平分配、救助激励、缅怀纪念、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管理中心的定位即开展器官移植工作、服务捐献者和社会大众的机构与平台。

    虽然各地的器官移植试点工作均在有条不紊的状态下推进实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下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与可供移植的器官在数量上都非常低，满足不了捐献者和移植者的需求。

    有数据表明，我国的三级医院共有1300多家，加上二级的有上万家了，其他医疗机构就更多了。这其中有移植资质的只有165家，数量很悬殊，非移植医疗机构对器官捐献来说非常重要。卫生部在2011年4月下发了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各级医疗机构对此项工作进行支持。

    据卫生部的粗略统计，我国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每年大约有100万至150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了解到，医院中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名单有20万至30万，但器官来源非常少，比例很悬殊。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总量每年不到一万例，如果有捐献体系保证器官提供的话，这个数量可以有较大提升。

    就在器官捐赠全国试点开始没多久，“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OPO）正式上线，将器官捐赠的整个获取与分配过程全部通过计算机自主随机分配完成，人为因素将无从干扰，从而杜绝原先由人为因素加入到器官捐赠过程中造成的器官捐赠的不公平现象发生。

    这套系统的建立，要追溯到2009年，原国家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开发一套公平、公开、公正及自动分配且不受人为干预的器官分配系统。该系统被命名为“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里面包括一系列优先原则和筛选规定，能在1分钟内自动运算出最佳匹配的患者名单，且立刻将信息发送给移植医院，系统终端被安排设置在与香港相邻的深圳市南山区，2011年4月系统正式上线，目前已经覆盖全国165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

    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为更好地保障捐献器官科学、规范、公开、公正地分配，确保器官捐献移植工作透明、公开和可溯源性，将在全国强制使用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本报记者 张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