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厉害（上图）最新的消息，是12月她接受采访时候听到媒体记者介绍多个城市已经出现了“婴儿安全岛”，袁厉害说“挺好的，孩子只要有救就好。”她还说“放不下孩子们。”

    在2012年的校车事故、流浪儿童冻死等事件后，兰考一场大火成为跨年最揪心的事件，也让袁厉害和弃婴问题走入公众视野。2013年南京女童饿死案、性侵女童案等重大儿童伤害事件等频出，在为不幸逝去的小生命扼腕叹息的同时，从政府机构到民间组织，都在努力为儿童权益保护做些什么，希望“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2013年开年，一连串有关弃婴的举动措施接踵而至：

    1月6日，民政部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

    4月24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儿童福利条例》框架论证会，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制定《儿童福利条例》的原则、框架和基本内容，希望通过推动立法解决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领域的突出问题，进一步维护广大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的基本权益。

    5月14日，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弃婴的接收、体检、户籍登记和抚育工作，着力解决当前民办机构和个人收留弃婴的问题，并加强弃婴源头治理。

    也许，这些早该出台的政策措施，能避免那场令人揪心的大火，亦或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举动。但2013年频频出现的儿童权益受侵害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在儿童保护问题上的无力和薄弱。这一年，是需要痛定思痛的一年。

    兰考火灾背后的困境

    以前提到兰考，人们会联想到公仆焦裕禄；2013年1月4日之后，说起兰考，最先闪现脑海的可能会是袁厉害和七个在火灾中遇难的孩子。

    袁厉害为兰考县城关镇北街村民，原名袁凤英，1987年开始收养弃婴和孤儿，累计收养的孩子近百个，其中年龄大的已结婚成家。据兰考县民政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兰考县注册在案的官方正式承认的孤儿仅500名，袁厉害收容的这些孤残儿童，皆未获得官方承认。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娟表示：“1992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收养规定相对空白，对收养关系成立的程序和条件没有具体规定，也就意味着从法律上可接受事实收养。1992年制定了《收养法》，1999年修订实施了《收养法》，收养弃婴或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要求登记。”

    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美姣表示，对于已进行“民间收养”但没有民政备案的“好心人”，民政局只能“动员”，但没权利强制执行。据了解，兰考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曾大规模地去袁厉害家里动员，袁厉害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将自己收养的十个孩子交给了民政局安排，剩下的就不了了之了。但民政部门对于袁厉害长期保持的是一种暗地关注，对袁厉害给予了不定时不定额的“补贴”。

    火灾后，幸存的10个孩子被接到开封市福利院安置，因为兰考县的福利院建设款项2012年12月刚到位，当时还没有开建。8月份，媒体报道兰考县儿童福利院基本建成完工，预计10月份投入使用，但再没有后续消息。

    民政部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还不尽完善：有些法规需要修订，如公民收养条件过高；相关法规宣传普及不够；孤儿、弃婴的发现、报案、移送的网络体系不够健全；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过去民政福利是补充型的，主要照顾在儿童福利院（孤儿院）的孩子，社会上的孤儿还没有被纳入到福利体系，采用低保、五保等方法无法兼顾社会上所有的儿童。“因此，残疾儿童尤其是重残儿童，更广泛地讲是重残人，要不要给津贴和福利。不给，这些孩子就被抛弃。”王振耀说，“国家儿童福利制度到转型的时候了。第一步是孤儿，第二步是重残儿童，包括大病。过去我们认为这些是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现在要转到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

    王振耀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建立网络，提高资金支持，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供设施包括房子等，让民间做，而政府加强管理和指导，在培训之后将来“家庭化”，鼓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进来。

    1月6日，民政部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要求从1月上旬开始，用一个月时间，在全国开展一次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大排查行动。3月份，调查结果公布，全国共有收留孤儿弃婴的个人和民办机构878家，其中个人举办的134家，宗教机构583家；共收留孤儿弃婴9394名，得到民政部门监管并领取最低生活保障或孤儿基本生活费的4654人，约占总数的49.5%。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表示，对于没有纳入政府监管的孤儿弃婴，在排查过程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按照排查通知要求得到妥善安置，一些不符合或者没有基本养育条件的个人和民办机构已把收留的孤儿弃婴移交给了社会福利院。

    婴儿安全岛在争议中前行

    “弃婴是罪，但孩子没有罪。”11月29日，陕西省首个“婴儿安全岛”在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启用。12月10日，南京市的婴儿安全岛启用。19日，太原的“婴儿安全屋”正式启用。据了解，深圳、甘肃等多个省份也在计划建立婴儿安全岛。

    早在2011年6月，石家庄就在市社会福利院门口设置了婴儿安全岛，其负责人表示，从2011年6月1日到2012年6月1日，婴儿安全岛接收弃婴的成活率增加了一成多。送到福利院的孩子往往都是患有脑瘫、先天性愚型等先天疾病，本来身体就比较虚弱，再加上二次伤害，存活的几率很小。婴儿安全岛的最大的作用，就是避免婴儿遭受二次伤害。

    婴儿安全岛一般只是一个几平米的小屋，内置婴儿床、保温箱、报警器等设备，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将小屋布置得温馨可爱，并在临近路口设置指路牌。

    婴儿安全岛的设立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也有人担心会助长弃婴行为。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一年，福利院接收的弃婴比往年增加了二十多个。但他并不认为人们因为有婴儿岛而弃婴，只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遗弃者会专门把孩子送过来，造成弃婴向这里聚拢的现象。以往可能有相当数量的弃婴没有送到这里，而是被弃于其他地方。”在婴儿岛接收的不少弃婴身边，发现了书信、奶瓶等，“书信上大多会详细描述这个孩子得的是什么病，需要如何照顾，并恳求好心人或政府照顾好孩子。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家长肯定经历了痛苦的抉择，但对弃婴的照顾也有了更多针对性的叮嘱。”

    近日，南京市的婴儿安全岛因为被广为传播，接收弃婴的数量明显增加，也与弃婴地点更加集中有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遗弃到荒僻角落的婴儿少了，更多孩子安全地活了下来。

    被遗忘的南京女童

    2013年6月21日9时许，南京市江宁区麒麟派出所社区民警王平元上门走访辖区吸毒人员乐燕时，发现家中无人应答，乐燕手机处于关机状态。王平元觉得事有蹊跷，叫来锁匠将门打开，发现家中两名幼女已没有呼吸。2013年2月份，孩子的父亲李文斌因为吸毒被抓，2013年8月底出狱。而乐燕也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江宁警方刑事拘留。2013年9月18日，乐某被南京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在南京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女童无家长照护的日子，派出所、居委会、邻居都曾施以援手，但悲剧却最终没能避免。南京幼童事件，透露出了一种尴尬，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曾对这个失去抚养能力的家庭保持深度的、长期的、介入式的关注。

    悲剧发生，谁应该负责？6月26日，来自北京、山东等地的5位关注妇女儿童权益领域的律师，联合向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街道办、公安局、妇联等四部门分别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上述部门是否及时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向法院申请撤销女童母亲乐某的监护责任，并要求法院另行指定监护人。

    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的律师之一王玉琴表示，四部门先是对信息公开申请表示“无法提供信息”，在提起行政复议后，对方维持原来的答复。五位律师选择诉诸法庭，分别对四部门提起诉讼。11月初，律师王宇起诉江宁区公安分局、麒麟街道办一案在江宁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目前正在等待庭审结果。而对妇联和民政局的起诉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立案。

    （本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