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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社会创新”在中国早已不是一个新名词,但真的要拿出一些让人啧啧称奇的创新,我们似乎又显得囊中羞涩。就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这个月在2013年度中国企业公民论坛上说的那样:“社会创新在国外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中国在大体上还是按兵不动。” “社会创新”一经提出,便被赋予极大的期待,于是,这个词无时不刻地在媒体、论坛和评奖仪式上被解读着、被品味着,2013也不例外。那么,关于社会创新,这一年,我们都聊了些什么? 金融创新为先 11月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这无疑给了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消除贫困、解决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公益界所关注的永恒话题。而如何从金融手段上取得突破,让更多贫困人群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也是社会创新领域长久关注焦点。 从今年10月底沪上举行的全球创新大会所邀请的众多嘉宾来看,金融创新尤其是微型金融,显然成为了大家首要关注的社会创新方式。无数次光临中国的小额信贷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会上指出,“一切新技术都会被适当地运用于小额信贷管理”。今年,这位社会创新的布道者更是谈到了互联网的魅力,他说:“运用互联网可以使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营更高效、成本更低。” 的确,2013年“互联网金融”俨然成为了全民热点话题,今年成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爆发性成长的一年,整个行业呈现了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出现了网络贷款、众筹等多种模式。 作为新型借贷模式,P2P模式为一些在传统金融机构贷不到款的需求方提供了资金来源渠道,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每月均有上百家P2P公司成立,年底全国P2P平台规模已达到近千家,在这其中不乏众多公益借贷平台。 但不少P2P公司迅速倒闭的现象,也引起了整个行业的思考。今年,曾经风光无限的公益借贷平台“齐放网”被出借方问责一事,更是引起了公益界对互联网金融,甚至对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的重新审视。 在这些例子中,互联网金融的先天性缺陷暴露无遗。首先,互联网的特点使得它有可能将极小的风险放大;其次,互联网金融的门槛低、监管相对缺失也使得风险控制问题尤为突出。 每个人都是社会创业家 欧洲社会创新教父迈克尔·诺顿在今年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说:“只要开始行动,每个人都能成为社会企业家”。 “不要跟我说你学到了什么,告诉我明天你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是管理学专家彼得·德鲁克的名言。虽然企业和社会型机构在很大意义上占据了社会创新的主导地位,但今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创新开始有倾向地重视个人的公益影响力。 在今年五一期间,英特尔在北京发起的社会创新周就关注每个人的公益影响力,倡导“行动即改变”,激发公众的社会创新行动力。三天的活动吸引了近万人次的参加,在节假日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公益热潮。人们在其中体验了各种极具创意的互动活动,并探讨了作为个体,面对灾难、教育、养老和社区问题,如何运用可持续的模式设计取代传统捐助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积极效益。 再细数国内几个关注社会创新的奖项——海航集团的“社会创新创投竞赛”、英特尔的“芯世界”公益创新奖和联想集团的青年公益创业计划,都在今年或多或少地对于个人的创新精神加以鼓励。 对于如何评价个人在社会创新中的作用,AHA社会创新中心创始人顾远这样说道:“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更多是协同合作的关系。每个人在关系中的角色会变得活泼、重叠和交叉。”他认为,拼车服务、联合办公空间和社区支持农业等都体现了这种作用。而这些服务也推动了人们对社区和社会的重新认识和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也推动了经济收入的增长。 这一年,我们还在网络上见证了广东青年“阿菜”一个人的“环球社会创新纪实之旅”,他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世界各地年轻人用创新方法积极改变社会的故事。他说希望这趟纪实之旅能够让国内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叫做社会创新者。他总结道:“国外创新者很羡慕中国有性价比如此高的科技产品可以投入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而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利用我们的资源与优势。我们应该更多地挖掘自身的优势以及本土资源,去改变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众筹的兴起与问题 不少参与众筹的人表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给普通人带去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 其实众筹也不是今年开始进入中国的创新事物,并且,它也属于前文的金融创新的一种。但所有接触过它的创新人士都对它赞赏有加,认为它是颠覆性的创新。“也许有一天,基于社交网络的众筹模式会动摇传统金融融资的百年根基。”这是美国某金融评论家对众筹作出的判断。 从两年前开始,点名时间、大家投、追梦网、盛大旗下的中国梦网等多个众筹网站就纷纷陆续宣告成立。但2013年,众筹网站呈愈演愈烈之势,公众参与度也大为增长,尤其是近期深圳一家名为“大家投”的众筹平台的问世,再次吸引了众人的眼光——其创始人宣称此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天使式众筹平台。 从国外众筹网站的发展来看,文化、艺术和科技类的创意融资概率最高,而中国也大抵如此。在现有的这些网站上用户可以发布创意项目、需要的资金规模、项目时间、回报形式等,然后等待个人或企业来支持自己实现梦想。而平台盈利模式则是从融资成功的项目中收取一定的佣金,但对于公益类项目的众筹,大多平台是不收费的。 据了解,时下众筹项目的成功率低于50%,这又印证了这句流行的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众筹平台上大量的项目没法成功募资,许多项目只获得部分资金而影响项目进度。天使汇CEO兰宁羽认为,众筹网站应对接好创业者、投资人的需求,但目前,“国内众筹的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需要学习国外的实操做法”。 而目前,监管界限不明、募资规模有限、仅作为营销手段、创意项目匮乏和项目开放程度不高等问题也都成为了中国众筹平台发展的桎梏。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筹资模式,众筹在法律、实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上都尚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宏观政策推动创新 “对于社会部门而言,推动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社会组织可持续性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2013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 从社会创新的主体来看,中国当前的社会创新行动者主要仍是公民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家等,但其实,社会创新并不排斥,甚至需要政府和企业参与创新的实施和推广过程。而目前,中国的社会创新还缺乏政府、市场、社会三部门的协同创新,现有的跨界大部分还是两部门之间的联合——政府与社会部门或市场与社会部门。这将会限制项目以及人才、资金等资源在这三大部门之间的顺利流动。 这一现象的出现,还是源自于公众对于社会创新的认知还局限在传统公益慈善,并没有意识到诸如志愿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企业等渠道都属于社会领域中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 从创新模式来看,我们在2013年看到的所有创新,大部分仍集中在服务类创新,即发起某一个新型的项目,对于技术类创新和组织类创新仍显得力不从心。而从地域来看,北上广这三地的创新案例也仍占多数,其他地区的社会创新活跃程度都极为有限。 从中看出,政府部门的监管政策依旧对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即社会创新活跃程度与地区的政策资源高度相关,与经济和科技创新能力并无直接关联。 2013年,与此有关的最大的喜讯莫过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出台——四大类社会组织不再需要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此,以第三部门为主的社会创新将大幅减少来自社会组织监管体系的影响。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强所言,社会创新正“折射着中国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变迁”。由此可见,社会创新不仅是公益领域的话题,并且可以成为中国推动社会转型的利器。“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一定要关注时代的潮流,要注意真正做社会创新。” (本报记者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