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晚上9点，谢壁如从中国化工大学一间教室走出来，与北京市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力一起赶回酒店休息，已经听了一整天的会，她显得有些疲惫。

    谢壁如曾加盟过台湾最早的NGO组织“主妇联盟”，并有着20多年的公益从业经历，而专门从事两岸民间NGO项目交流工作已经八年了，这次到内地开会只是她每年数次往返于两岸间的其中一次。

    应李力邀请，此次来到北京参加2013环保民间NGO年会，两天会议下来，使得她感慨颇多。作为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环境资讯中心专案经理，谢壁如就两岸NGO发展现状在北京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专访，畅谈了她对两岸NGO在环保中的差异化认识，她认为，初创期的大陆NGO更应该学会信任、协作、共存、共赢，“民间环保NGO的工作更需要策略”。

    两岸交流首场只有7人参加

    “那还是2006年，当时通过网络想找到10个大陆民间NGO代表邀请来台湾做交流，免费不收钱的，但最终只有7人成行，不是通行手续问题，真是两岸NGO互相太不了解，没人敢贸然前来，打电话通知到他们时，对方还以为我们是台湾诈骗集团。”谢壁如说。

    谢壁如的一席话道出了两岸NGO交流最初的状态，“根本就谈不上认识，根本谁都不知道谁。”

    谢壁如现在所供职的机构台湾环境资讯协会，成立于2000年。这家组织成立之初就定位于提供环境保护教育、环境资讯等。2006年，台湾官方机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想在两岸间进行民间NGO交流项目，召集台湾岛内NGO竞标承接该项目，最终被台湾环境资讯协会拿下，至今，两岸民间NGO交流项目已经持续开展8年，大陆方面陆续有数十名民间NGO代表赴台参与交流。谢壁如一直都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交流目的在于想将台湾NGO发展多年的经验，台湾早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教训介绍给大陆NGO同行，希望大陆不要再走这样的老路。”谢壁如说。

    汪永晨是北京一家民间NGO组织绿家园的创办人，也是2006年赴台湾进行民间NGO交流最终成行的7人队伍的一员，提起那次去台湾，他说去的主要动因还是有些好奇。“当时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对方表明意思后我有些顾虑，一是当时没有去过台湾，二来也并不知道这家机构。”汪永晨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费了老大劲，最终离预期10位还差3人，谢壁如坦言，这与他们事先的预期还是有些差别的。“本来我们也没想邀请太多，原本以为报名的人数肯定远远超过十人，但没想到根本就没什么人报名，两岸之间由于历史因素，双方之间不了解导致不信任可能是人数少的主要原因。”谢壁如说。

    筹资从单一到多元

    从2006年首届项目交流开始，台湾官方机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都会从行政经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对项目进行支持，但时间不长，几年后陆委会资助的资金部分逐渐减少，“要想使得项目持续开展还得执行机构自行筹资。”谢壁如说。

    “在台湾，公益项目的政府资助期限一般都为3年，往后想要项目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机构自行筹资，断奶是让一个机构成长的最好方式，要想走得远，就必须自己去找钱。目前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只有四成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其余都要自筹。”谢壁如说。

    在台湾，社会组织的募款与大陆有着很大差别，台湾更加趋于多元开放。谢壁如的经验，当一个公益项目遇到资金瓶颈时，在台湾筹资方式可以是在网络上发布通告募集、向企业寻求资助、个人小额捐助、会员会费收入、通过募集发票中奖等方式。

    早在今年3月间，《公益时报》就曾刊发《小小发票行善记》对台湾发票募款一事进行过报道，由于台湾发票施行集中时间开奖制，公益组织通过政府申请发票募集箱置于商业聚集区，向路人募集消费发票，将中奖资金用于公益项目。

    谢壁如觉得，发票募集只是诸多募款方式中很简单的一种，想要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就得将以上多种募款方式结合起来。

    “台湾NGO在募款方式上很多元化，资质批准上也较为简单，基本上政府部门批准成立的NGO组织都可以采用以上多种方式募款，政府对于募款的监管是完全交予市场的，如果有人举报或检举一旦查实，机构募款资质将会被停止，并要求在接下来几年内都不许开展自身业务，但在内地注册只要是机构就能募款可能会比较难。”谢壁如说。

    除此之外，也会增加参与人员的自付比例来减少行政经费。就在上个月，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刚刚完成了2013年的两岸交流项目，在这次交流项目中每位来自大陆的交流成员费用标准定为4000元，项目补贴1000元，其余3000元由成员自行负担。而在2009年以前，该项目交流成员的费用全部都由台湾环境资讯协会承担。

    协作发展代替吐槽

    由于常年从事两岸NGO的交流，谢壁如结交了很多内地社会组织的朋友，这使她有了更加深入了解内地的机会。在她看来，目前大陆NGO发展还处于一个初创期，有时甚至显得并不那么团结和冷静，这与台湾最初民间NGO的发展十分相似。

    12月2日晚，谢壁如在本文开头提及的环保民间NGO年会中一场对话交流，则更像是一场民间NGO的吐槽大会。一间教室里挤满了不同的环保民间组织队伍和媒体记者，还有不少未能挤进场内的人员便在场外单独形成了一个交流圈。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论七十多岁的老者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人，都争先恐后上台抢麦发言，机构运行的问题和与公益相关联的现行政策体制成了整场交流会的高频吐槽段子，另外，筹资问题也是一大吐槽热点。一位以保护绿地为主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说，自己已经倒贴二十多万在项目里，现在也没能筹到足够的钱。

    谢壁如认为，这场交流会中NGO的表现，正好说明他们正处在一个草根公益的创业初期，还需要更多的发展和历练的机会。“台湾当年NGO刚发展起来时就是这个样子，各种声音频出，但真正推动行业进步的不多，当前大陆环保NGO行业的一个议事规程并没有形成，所以大家都在各自探索和尝试，各个机构相互的学习协作还没有形成，机构间有哪些互补性和协作性大家并不知道。”谢壁如说。

    例如，一支大陆NGO队伍刚到台北，下一站要去彰化，彰化的NGO就会被调动起来进行接待，台湾环保资讯协会支付一定费用，依次下去完成整个交流流程。谢壁如说，“这就是协作的整个过程，这样当地NGO也愿意展示出当地最好的公益项目参与到交流过程中，这次是我们去找人家，下次可能就是其他NGO找到我们来要求协作，这样相互协作都能够得到互补。”

    “在整个交流过程中还是有些要求的，一定要选择当地典型社区、不吃团餐、不游景点，交流费用会全部用于公益项目本身。”谢壁如补充道。

    环保组织不是对抗式斗争

    2013环保民间NGO年会中，12月3日上午进行的一场论坛上，一家云南昆明的环保组织讲述了她们屡次维权的艰辛，当地政府要上一个高耗能PX项目，但这个项目在前期环评过程中由于缺少公众参与的部分，被这家民间环保NGO认为该项目环评有问题，在随后的数次交涉中，该机构以向多家政府部门发函形式要求给出说法，有的还前往询问，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有些部门给出态度就是不回应。

    对此谢壁如以在台湾争议时间长达6年的“国光石化”退出建立事件，来讲述台湾NGO的策略斗争方式。

    “国光石化”是一项一期投资约6000亿元新台币（超1300亿人民币）的石化产业计划，早在2004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就提出在台湾彰化县建立该项目，经过台湾NGO和各界持续6年的呼吁和斗争，在2011年4月22日，马英九宣布“国光石化不在彰化县开发”而结束。这项计划曾被寄予厚望，最终却折戟于民意，这场胜利也是台湾NGO运用策略斗争的结果。“其实，合法的途径有很多种的，一定哪种不好说，但绝不是与政府对抗。”谢壁如说。

    “当时我们直接去将会建厂的地方向当地百姓讲述建厂的危害，并希望他们不要卖出自己的农田用来建厂以换得小小的利益。我们教他们将该地方打造成一个观光景区，再组织歌手写歌和演唱相应保护环保歌曲或者去该地开演唱会，另外，将组织公众去现场参与活动，公众在现场能够了解到环保知识和音乐会，一场NGO的环保经历，我们将其变成了一场音乐嘉年华，你难道不觉得这种效果更能达到目的吗？”谢壁如在讲完NGO环保斗争后反问道。

    （本报记者 张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