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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参与撰写的《全球百万美元捐赠者报告》(Million Dollar Donors Report)在美国发布。该报告显示,美国、英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俄罗斯和中东这6个国家和地区在2012年的百万美元捐赠者有1249名,共捐出1955笔善款,捐赠额度总计190.4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的百万美元及以上捐赠者有172位,捐赠价值合计约11.8亿美元。 该报告由英国财富管理机构Coutts提供支持,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慈善学院(Indiana University 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组织撰写。Coutts财富学院执行董事马克·伊万斯(Mark Evans)表示:“这些大额捐赠,对推动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进展贡献良多。我们的研究除了关注捐赠数据,还试图探究捐赠者为何及如何作出捐赠决定。通过分享这些百万美元捐赠者所关心的领域和群体、秉持的信念和行善方式,希望能够对其他慈善家、慈善机构及慈善事业的参与者有所启发。” 企业行为仍是捐赠主导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主持了这份报告的中国内地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国内地100万美元及以上的慈善捐赠情况,包括我国慈善家所捐助的对象和地域。 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内地共有172位捐赠方(包括企业、个人、非营利组织等)向147个受赠方捐赠了207笔金额为100万美元或以上的善款,合计价值约11.8亿美元,平均每笔捐赠的价值为570万美元。最常见的捐赠额是160万美元,因为这一金额约相当于1000万元人民币,是当今我国内地高净值捐赠的门槛数字。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人员表示,考虑到不同地区慈善背景的显著差异,以及慈善事业发展所处不同阶段,报告并不刻意将各研究国家或地区作比较,以确保有关分析能够公平中肯。不过,中国慈善家的善举,在所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中仍然有突出特点:与其他研究的国家/地区相比,中国内地以企业及企业基金会名义所作的大额捐赠比例最高,占所有善款的57%。 在所有捐赠中,最大的一笔捐赠价值达8000万美元,是某企业出资成立一项保护环境的非营利性基金。而从捐赠方来讲,企业及企业基金会也的确占据了大部分的捐赠,从笔数上来看占59%,从金额上来看占据57%。从地域上来看,捐赠者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这里共产生了28%的捐赠笔数,占据整体金额的36%。这也符合企业占据捐赠主导地位的分析结果,因为近些年私营企业在上海、浙江和福建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非企业成立的基金会在这份报告中贡献甚小,2012年仅有7笔百万美元捐赠来自于它们,仅占总体金额的约1%。这背后最大的原因被认为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不成熟,2004年才取得合法化。在现今发展阶段,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更倾向于作为操作型基金会,而非提供大型善款的资助型基金会。 而观察接收方,虽然大多的接收方——126家公益组织,占全体接收方的86%,都只收到1笔百万美元或以上的捐赠。 中国内地去年接收百万美元捐赠最多的三个部门依次为基金会、政府及高等教育,所接收的捐赠占总额的约80%。 其中,总计3.82亿美元的善款流向了基金会,但由于中国内地基金会的形式众多,许多为操作型基金会,所以报告很难判断这些捐赠在去年是否用于执行具体公益项目。而2.91亿美元的接收方则是政府及政府下属的各级慈善会,这些善款通过政府再投放于不同的领域,包括教育、医疗、扶贫、赈灾等。 慈善推动社会体制改革 报告还显示出,中国内地的百万美元捐赠者倾向于私下进行捐献,这与中国历来不张扬的行善传统有关。 作为专门提供慈善资讯的平台,《公益时报》的广泛传播显示出了在中国内地对于慈善捐赠行为的鼓励和对慈善话题广泛关注的趋势。近年多例公开宣布的巨额捐赠更是体现了这一趋势。蒙牛乳业创始人牛根生斥资1.39亿美元成立了关注环保、教育与医疗的基金会,世纪金源集团主席黄如论也向医疗和扶贫领域投入4500万美元。 另一个促进慈善捐赠公开化的原因是中国内地非公募基金会数量的增长。企业家和名人纷纷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势头在增长,直接引致媒体对公益和慈善捐赠的更大规模报道。 此外,《公益时报》每年举办中国慈善榜来为主要的中国慈善家加冕,媒体对救灾捐赠的大面积报道也提高了公众对于慈善的意识——由汶川地震带来的捐赠金额超过了160亿美元。 报告还发现了中国内地与其他地区大额捐赠的三项共同点。第一,策略性推动慈善。部分中国的慈善家在捐献时采取策略性的方式,订立明确目标并聚焦于所关心的公益领域。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基金会数目的与日俱增,以及公益行业从业人员全职化的趋势,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将走向专业化,更具可持续性。第二,海外捐赠突出。2012年作出捐献的中国慈善家有13%来自海外。第三,社会投资影响力增强。中国的富豪正试图通过成立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中国慈善领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国家已放宽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限制,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基金会数量已超过3000家,年度捐赠总额已连续五年达到约1000亿元人民币。我们希望通过参与此次研究,分析中国的大额捐赠,推动更多的个人和企业加入慈善行列,带领中国迈向现代慈善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促进社会体制改革。” 捐赠者关系正在被重视 在中国内地,大额捐赠者越来越多地以建议及动用私人关系等方式为捐赠添加附加值。如同投资者,捐赠者不仅仅只停留于填写支票层面。而这样带有附加值的大额捐赠,更让接收方获得了额外的受助资质,并鼓励了其他捐赠者向其进行捐赠。 对于接收方,发掘和培养捐赠者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电话层面,如今,已有了新名词“捐赠者关系”来定义这一工作内容。当有捐赠方找上门,并且愿意动用他们的私人网络,这对接收方来说是莫大的认可。这些潜在捐赠者需要确信接收方对于所关注的问题本身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且知道解决方式。 在教育类非营利机构“美丽中国”,发展与通讯副总裁莎曼珊·克里格尔(Samantha Kriegel)深知信任对于公益机构的重要性。 “百万美元的捐赠是一项重大的责任。在美丽中国,我们有一小部分的捐赠者支撑起了年收入的大部分。在政府资助上,我们收获的比例相对较小,所以筹资对我们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拥有两位百万美元级别的捐赠者。”克里格尔说。 克里格尔认为,要获得一笔巨额捐赠,必须为之量身定做一套方案。“不同的捐赠者对于我们工作具体方面的感兴趣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对我们在某个地区的工作特别感兴趣,可能因为他们在那里有个人经历,有些人对学生在短期内取得的成绩感兴趣,而有些人对我们希望获得的长期效应感兴趣。”她说,“对待像百万美元级的支持性捐赠,我们必须把捐赠者最关心的一面精确地展示给他/她。” “你可以主动与能够支付这一级别捐赠的机构保持联系,但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你必须得通过它们的挑选。”克里格尔认为获得一笔百万美元级别的捐赠需要长时间的经营,她说,“个人关系网络在其中很重要,让机构董事会或者现有的捐赠者推荐潜在捐赠方是我们一个不错的策略。很幸运,我们有一个非常积极和为此提供支持的董事会。” 此外,捐赠报告也是非常重要的。克里格尔说:“我们为所有捐赠者提供年报。对于百万美元捐赠方和其他大额捐赠者,我们的报告会按他们最感兴趣的部分量身定做。每年我们至少两次和他们进行会晤,但我们十分愿意与他们尽可能多地交流。让我们的捐赠者时刻保持对所有动态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力求让他们有参与其中的感觉,因为这是合作精神的一部分。” “百万美元级的捐赠是具有变革性的。100万美元能够改变一个非营利机构的游戏规则,让它进入另一个级别的赛场。这不仅仅是对项目的资助,更为机构赋予了资质,它反过来将对机构未来的发展和创新打下基础。百万美元捐赠者有能力带来真实的改变,这是激动人心的。”克里格尔说,“百万美元捐赠者能留给后人巨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小额捐赠者也是热忱真挚的,但他们无法做到这点。” 高文兴整理,报告详见中国公益研究院网站www.bnu1.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