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余户纽约周边的农民在曼哈顿的一个停车场内支起了摊位，尝试把自家种植的新鲜蔬果带到纽约市民的餐桌上。这个举动让厌倦了城市超市的居民蜂拥而至，纽约的第一家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就这样红火地拉开了序幕。

    纽约农夫市集实际身负双重任务：第一，向本地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与消费者面对面销售自种蔬果的机会，以此发展地方农业；第二，保证所有纽约人都能购买到最新鲜、最有营养的、产自本地的蔬果。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农夫市集的建立正展示了农业对于大众社会的重要性。农夫市集并不只对那些销售农产品、以农业为生的农民起重要作用，也为城市消费者带来了购买拥有上乘质量、新鲜和健康食品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载体传递着这样的理念——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的中心地位。

    表面上是一场关于有机和健康生活的运动，事实上这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前沿的产物。如今，纽约农夫市集已经发展成为拥有54处聚集点、230户农场与渔户及覆盖1.2万公顷农场的全美最大型公益性城市户外市集网络。它的成功也带动了全美甚至全世界掀起“从田地直达餐桌”的运动浪潮，“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即是受其影响在近几年出现和壮大的（见本报2012年2月21日期封面报道）。

    近日，纽约农夫市集创始人鲍勃·路易斯(Bob Lewis)做客北京农夫市集并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他欣喜自己30多年前的理念已传至世界各地，也分享了自己对于如何以这种方式恢复城市与乡村动态联结的感受。

    《公益时报》：作为生活在繁华都市纽约的城市人，你是怎么发现农业与城市的关联，又是如何想要在纽约建立农夫市集的？

    鲍勃·路易斯：没错，我在纽约市长大。但幸运的是，我的父母非常清楚大自然、健康以及农业的重要性。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照顾家里的小花园。大学专攻地质学和自然科学，期间我的兴趣开始包括农业、社会和人。研究生时我决定钻研生态规划——基于对自然的尊重和与自然的协作之上的区域性规划。当时，那是美国第一个研究生层级的生态规划学历。

    这样，毕业后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赞同我想法的地方。很幸运，我遇见了和我志趣相投的来自纽约的一位规划师。我们在一起讨论如何能够减少城市周边农地的减少，如何能够控制那些让自然景观消失的发展模式。我们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并不能单纯限制对一块土地的开发，而是要找到一种方式让农民愿意继续留在这块土地上，而要实现后者，就要让消费者有能力来支持这些农民。

    但在当时的传统体制下，城市消费者所支付的金钱只有一小部分最终能够落到农民的口袋中。改变这一状况并不简单。我们急需找到农民和城市消费者原本能够互相接触的场所，重新恢复他们的联系，这样不仅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或许还能为城市带来新鲜和健康的食物，或许还能实现对农民的公正待遇，或许还能通过他们的互动恢复城市的活力。

    我们最终想到了市集。城市正是在这种古老的方式之上形成的，我们决定重振纽约市的市集。

    《公益时报》：在当时的传统格局下，如何让农民找回进入城市的信心？

    鲍勃·路易斯：为了重建市集，我不得不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农民。我和许多农民促膝而谈，解释了我的观点，并询问他们对未来的期望，问他们的孩子是否会继续务农。他们的答案通常是：“我觉得我们是最后一代农民了。”我向他们建议说尝试些不一样的东西，问他们记不记得多年之前的城市景象，因为在那之前，城市内的农夫市集是非常常见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纽约开了第一家农夫市集，大概有18个农民。他们信任我，我向他们保证城市很安全，不会让他们的钱被窃，能够卖掉所有的东西满载而归。当然，我清楚要做到这点，他们应该卖些什么，要和当时城市中能见到的食物大不一样，要人们一看到就会立刻买下的东西。我的判断很准确，我们一开门，人们就涌进来抢购一空。他们不相信能有这样的市场，让他们闻到了许多年没有闻到过的气味。

    《公益时报》：除了新鲜的食物，农夫市集还带给人们哪些实际的好处？

    鲍勃·路易斯：在第一家市集后，我们又开了另外一处农夫市集，如今也是纽约最大的一处——联合广场(Union Square)农夫市集。那里是个著名的地方，而且紧靠公园。管理公园的部门对此很欢迎，他们希望能通过市集来教育孩子有关健康饮食的概念。

    在纽约，能吃的东西比在中国差远了。在美国，因为不合理的饮食结构，肥胖症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食物。所以，农夫市集促成的最大收效是健康。也正因为如此，纽约的健康部门和医院都非常支持农夫市集，有些医院非常希望我们能把市集放在医院周边，甚至现在的一些医院为某些病人开出的“药方”就是农夫市集的优惠券！在美国有一个名为WIC(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即妇女、孤儿与儿童)的项目，发放一种“两美元支票”给贫困的妇女和儿童，让他们能够得到食物、奶粉等，同时也能凭此支票在农夫市集购物，而农民则可以凭支票去银行兑换现金。这个项目在许多州的联合努力下，在联邦政府层级实施，并发布了一道法令，通过联邦税收制度来支持该项目。

    《公益时报》：你们是如何争取政府对农夫市集的支持的？

    鲍勃·路易斯：说来话长。在建立起第一家农夫市集后，1978年，我进入了纽约州政府工作。我为自己赢得了这个岗位，我让纽约州的农业部门相信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我很幸运，政府中有人愿意听取我的意见。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和农业部门一道为纽约州的城市和农民工作，这两者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通过城市建设来实现乡村的发展，城市的力量能够挽救和重建乡村经济。

    市集作为一种联结，让经济、社会和环境能够共同发展，如此发展的成果就会是健康，城市的健康、人口的健康、自然景观的健康、全社会的健康和未来的健康。

    我曾有幸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大会上阐述过这样的观点——城市要和乡村联结在一起。在许多国家，这种联系已经不存在。市长对于农业一无所知，农业部长对于城市也一无所知，这不是可持续性的方案。我们需要这些官员彼此相互沟通。在纽约市，我已经将这样的信息传达给了所有的政府官员。

    《公益时报》：现今的农夫市集存在哪些挑战？

    鲍勃·路易斯：最大的挑战是，很难找到开展市集的场所。当然，你可以找到一些赞助者为你提供场地。我希望农夫市集能够在批发层级上也能发挥作用，因为现在已经有数百名餐厅的大厨在联合广场购买食材了。但那里开不进货车，不是进行大规模交易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在修建一个农夫批发市集。

    《公益时报》：在发展了这么多年后，农夫市集是否还能保持它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鲍勃·路易斯：农夫市集的创新性依然活跃。我们今天有15家青少年运营的“少年市集”，这些高中生通过这样的工作了解了健康食品、商业及地理知识。

    我们还有新农夫发展计划，这项计划是针对那些抱着务农想法来到美国的外来移民的，他们有着宝贵的农业经验，我们很看重这些经验，我们也需要新的农民加入来支撑这些市集。

    农夫市集销售各种产品，他们听从消费者，询问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这是市集的互动性。农夫之间也会相互取经，看彼此有什么新的点子。他们甚至有一个基金会，集体投票决定向谁发放资助。如今，农夫市集也开始关注单个农民的状况，关注他们的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市场需求，因为这四样对于农民来讲缺一不可。

    （本报记者 高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