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医疗条件极为不发达的地区，无数地球同胞饱受伤病折磨。拥有平静生活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炮火的侵袭为人间带来了怎样致命的苦难。我们或许在电视上看见过负伤者被送到手术室的镜头，但更多的是许多生命在挣扎中消失殆尽，根本没有任何获取医疗的机会。在这样极不稳定的局势中，一个独立与政治之外、秉持人道救援理念的国际公益组织——无国界医生，担当起了国际救援的使命。

    1971年在巴黎成立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组成的国际性志愿者组织，也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在最危险、最有需要的地方践行人道理念、实现公益价值，是这个组织带给世界的全球性礼物。《公益时报》记者本期特别连线无国界医生中国事务联络经理黄洁心女士，与读者共享“无国界医生”的公益故事。

    《公益时报》：你在刚果（金）和缅甸等战乱地区有着丰富的救援经验。在这些地方从事救援工作的体会能与我们分享吗？

    黄洁心：在所有武装冲突地区，伤亡最惨重的往往是平民百姓——枪伤、炮弹伤、烧伤、强奸，还有其他种种暴力事件。这些造成的不只是人们肉体上的伤痛，还有看不见的心理创伤。当大部分基础设施，包括诊所和医院都被摧毁之际，伤者难以获得任何医疗护理，即使是普通的小伤或疾病也能致命。更糟的是，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在冲突地区也常常受到威胁，他们也甚至成为被攻击目标。

    在刚果（金），有很多难民从卢旺达转移到这个国家，他们生存的环境非常恶劣，时常受到疟疾、麻疹等疾病的困扰以及战乱带来的性暴力伤害。

    但事实上我们所在的北基伍(North Kivu)省却是一个拥有美好自然资源的地方。我记得我的宿舍前面有湖、后有火山，夜晚会有橘黄色的光围绕在火山口附近，非常美。我经常有种错觉，仿佛自己置身在瑞士。因为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我们还经常看到有人在放牧、种植，还有人会在木屋里制作新鲜的奶酪。

    但可能也正是这种“美好”和“丰富”，给这片地区带来了战争。为了躲避战争，难民们不停地逃亡，有些人可能冒险回到他们住的地方种一些东西。生存在荒郊野外，很多人的免疫系统发生了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当地卫生部合作，搭建了有急诊、手术、门诊功能的临时救助点。因为救助点数量有限，很多病人需要走上一两天的山路来看病，其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可即便如此，还是有生活在更恶劣环境里的病人得不到救援。于是，我们还成立了流动医疗队。刚果（金）有很多深山，很多难民会逃到山里，那么，医疗队就会跟着深入到这些异常艰苦的山区。除了崎岖山路的考验，医疗队还经常从一个武装派系控制的地区去到另外一个武装派系控制的地区，跨越战线提供医疗。

    在有武装冲突的地方工作，为了救援，无国界医生必须和拥有武器的各方武装派系进行谈判。在有些地方，还需要跟当地的部落“长老”来沟通，这都并不是很容易。

    除了安全问题严重，在刚果（金）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因为那里的人们对于医疗的需求非常迫切。我们常说，只有闭上眼，我们才会看不见人们的需要。我们和当地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几乎每隔几天就会亲眼目睹同事的死亡，或是他们的家人遭遇难产和杀害的惨状。

    在战乱的异国他乡，能获得短暂心灵的安慰，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夜晚，那里火山口的美景让我忘却烦恼和危险。还有刚果（金）人民的乐天气质，也让我深受感动。面对战乱和疾病的侵袭，以及火山爆发的危境，他们仍会讲笑话、跳舞、歌唱，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享受生命。我从当地人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豁达和昂扬。

    《公益时报》：作为无国界医生这样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是如何在这数十年中，在走过数个国家后，还能始终保持独立、不偏不倚的公益立场的？ 

    黄洁心：无国界医生严格遵守国际医疗守则，坚守提供人道援助的权利，并保持中立不偏颇之立场。无国界医生也要求工作人员在进行救援行动时不受任何阻挠，同意遵守其专业操守，并坚持不受政治、经济及宗教的左右。“无国界医生”的独立性质，对于我们的长远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存在并不是基于某种官方委托或国际上的委任，而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全世界400多万捐助者的委托，和3万多名工作人员（当中包括2500名国际救援人员）的热心工作之上。我们要将医疗人道救援准确且最大效率地传递给有需要之人，就需要有独立运作和不受恶劣环境影响的能力。

    但我们所倡导的“独立”，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像一个“独行侠”一样我行我素。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我们会和当地卫生部门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求独立作出评估，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开展项目，这不会是因为任何原因，而是因为确实的医疗人道需要，我们要独立地决定，是否开展项目。

    而要想评估、行动独立，则要财政上的独立。我们有非常专业的体系来支持我们的世界范围内的筹款。在我们得到的捐助款项里，有89%来自私人捐款者，这个比例在国际上是比较高的。同时，我们不接受来自军火商、钻石商、石油商等特殊行业的捐助，这也就确保了救援行动的“资金源头”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确保救援行动不被操控，不带有意志的指向性。

    《公益时报》：无国界医生这样一个大型的全球组织，势必需要一个非常高效的管理模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机构在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吗？

    黄洁心：无国界医生有3万多名员工，每年约有6000人次的国际救援人员参与救援行动，救他们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六成是医护人员，四成是非医护人员。因为救援是非常系统的工程，不仅要有医护人员的存在，还要有负责建筑、人力调度、项目统筹、财务、电、通信、车辆、物资供应等人员，这些一线人员指导着全球的前线工作，也会培训数量众多的当地员工。

    我们国际协调办公室在日内瓦，五个行动中心分别位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日内瓦、巴塞罗那和巴黎。行动中心负责管理和监管全球60多个地方的救援项目，中心人员也会留意各地发生的天灾人祸，并在最短时间内动员紧急支持人员及物资协助救灾。此外，全球各地还设有办事处，负责招募救援人员、筹款和推广工作。

    在这些分部的组成人员里，很多都是拥有一线救援经验的人，因为只有经历过一线的救援，才能明白具体调度中的关键点。

    去到一线的救援人员从项目回来后，回归自己原来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可以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协会，从协会中选出董事会成员和主席，监督办事处的运作，从年度计划到财政预算等，确保办公室的工作不偏离人道救援组织的初衷，遵守透明和问责的原则。

    《公益时报》：无国界医生每年70%的筹款用在非洲地区，20%的筹款用于亚洲。而在中国，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也似乎正在减少。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

    黄洁心：相对于非洲许多国家，亚洲的局势是比较稳定的，医疗人员教育水平也相对较好，管理上也比较顺利。当然这是大而化之的说法，像我所去过的缅甸，就有200多万人的穆斯林罗兴亚人群体既不受缅甸承认，也不被邻国孟加拉国接受，所以他们没有公民权，所获资源有限，200万人中只有不足5名医生，急需医疗人道援助。

    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色。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更需要适应其巨大转变，这个转变其实是：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在日渐强大起来，公益组织在崛起，被援助的地区慢慢变成了一个提供援助的地区。很多中国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开始成长，在为国内奉献的同时，立志于向外传播爱心。

    我想，无国界医生愿意通过经验分享，让国内民众对国际事务有所了解，也愿意跟政府和社会中的不同公益组织进行沟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直接参与地震搜救救援，慢慢转变成引导包含公益交流的互助形式，以及发掘中国的公益人才，让他们走入更广袤的公益天地。

    如果中国境内有医疗人道救援的需要，无国界医生一定会对中国有所贡献。而目前或者在未来，无国界医生也正在创造一个平台，让中国的爱心人士走出去，实现自己的国际公益理想。

    （本报记者 艾已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