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希·巴布纳(Manishi Bapna)是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现任副主席，他的使命之一是让研究所在中国有更深的介入。上世纪80时代末期，世界资源研究所便开始踏上中国的土地，主要帮助在城市中建立低污染的运输系统，并为销售不损害环境的产品和服务的中小企业寻找投资商。2009年，研究所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这也是该机构在华盛顿特区之外设立的第一个办公室。如今，该机构还把在中国的工作延伸至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和水问题。

    巴布纳将大量的全球经验应用于现今的工作。在加入世界资源研究所之前，他是非营利机构银行信息中心(Bank Information Center)的执行总监，这家机构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项目和政策的可持续性。而在那之前，作为资深的经济学家，巴布纳在世界银行领导着一个跨学科团队，负责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社区中设计和执行设计水、集水区和农业发展的工程。

    世界资源研究所则是一家与政府、商界和NGO共同协助，专注于政策研究和分析的机构，其旗下有超过200名员工并且拥有28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研究所曾经在拉丁美洲国家伯利兹(Belize)保护其海洋暗礁和促使美国环保署设立生物燃料温室气体排放新标准等事件上起到了幕后主脑的作用。

    这次，巴布纳向我们讲述了世界资源研究所设计北京办事处的慎重决策，与中国政府携手带来的挑战以及可被其他组织所借鉴的中国工作经验。

    问：多年以来，世界资源研究所只有华盛顿特区总部的办事处，为何要在中国设立第二个办公室？

    答：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经济与政治力量已由欧美向印度、巴西和中国进行转移。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在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上，中国已经成为主角，而欧洲的议题大幅度减少了。

    毫不夸张地说，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将会深刻地决定整个世界的未来面貌。所以，我们相信，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绝对要积极地与中国进行互动。

    许多其他的全球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比如说，中国对于消费品的渴求。世界资源研究所有一项保护森林的项目，在其中，我们认识到如果要找到保护全球森林更有效的途径，就必须要与买家进行沟通，而最大的木制产品买家之一也是中国。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不能在华盛顿原地对北京施加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工作的复杂性。这里面不仅仅有时区、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对于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解和影响，并不是在遥远的美国就能做到的。

    问：在中国有方方面面的环境问题需要处理，你们如何决定工作的方向？

    答：我们向自己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有哪些？第二，中国决策者在近期最关心的问题是哪些？第三，以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专长，我们能带来的最大价值在哪里？例如，我们决定不在森林保护上做文章，虽然我们在这个领域有所特长，但现今已经有许多组织已经致力于中国的森林保护问题了，我们不确定是否能够为此增添力量。我们决定关注水问题和气候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在这上面带来什么，并且这些问题都涉及了经济发展和环境议题。我们也不想单单关注气候变化，因为在中国，气候变化已被视为一项全球问题。所以我们又选择了一项备受中国国内关注的重要议题，就是水问题。

    问：为了工作有效在中国展开，研究所作出了哪些调整？

    答：在全球，我们积极推动环境治理的同时，遵循的是一套统一的透明性、包容性与问责性原则。我们认识到，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原则在执行层面将会有所不同。坦白地说，在中国，我们还在适应过程中。

    我们发现，在中国，如果强调治理一端的重要性，并没有多大的响应。但如果我们把问题具体到比如水这样的具体议题上，就能获得很多支持。比如，我们正在设计一套对水体的打分系统，这样其周围的公众就能知道一个湖泊或者一条河流的健康程度。这样的打分系统既可被政府用来给自己的工作评分，也能让公众用来制约地方政府和商业对于水系统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有很完善的环境政策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些政策在地方得到真正实施。用这样的打分系统，我们能够让社会重视许多类似的环境问题。

    作为研究所，我们忠于自身的信念，但我们寻求非对抗的解决途径。并且，我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看重并尊重第三方的评价，只要这些评价是基于完整的分析之上。

    问：自从北京办事处设立以来，研究所收获的最大成功是什么？

    答：中国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国家，世界资源研究所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就是促进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的观念是建立试运行的项目和模式，努力让它呈现出在经济发展中可持续和包容性的一面。如果试运行成功的话，这些模式就能很容易得到复制和推广。

    最让我们鼓舞的一个项目，是我们正在帮助中国的水泥行业监测和管理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如今，中国政府已经要求水泥企业必须监测自身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这背后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而且，作为国际气候公约成员的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将碳排放的增长比2005年的水平减少40-45%。他们正在积极地寻找减少能源消耗的方式，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

    问：中国似乎正在比美国及其他国家更迅速地向绿色能源靠拢。

    答：没错。中国近30年以来，每年以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大跨步迈进，在这过程中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美国，这种改变速度是难以想象的。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投资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而且，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风力发电，并正在积极使用太阳能技术。能源效率已被列入这个国家的首要议题。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36%的人口每天的支出不超过2美元。

    问：现阶段，大部分的致力于环境问题的新兴科技与解决方案均来自西方，你是否预见到，有一天，中国会反过来向西方输出这些解决方案？

    答：欧美国家势必会依靠中国及印度工程师与科学家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近年来，印度开发出了2000美元的汽车、35美元的平板电脑和30美元的白内障手术。中国也必将像印度一样，将创造力用在降低科技的成本，并应用于解决世界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上。

    （高文兴/译 据《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埃里克·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