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8月11日傍晚,经历了一场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洗刷后,北京暂时告别了闷热。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门口的台阶上,崔永元铺了两块纸壳,与《公益时报》记者一起席地而坐。话题自然不能离开5天前刚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的“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作为北京首家无主管单位登记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未来它将致力于口述历史史料收集、乡村教育支持和文化交流方向的社会公益。小崔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注册的过程非常顺利。 “我们去了北京市民政局,告诉他们我们想成立个基金会。见面后,办了两件事:一是告诉他我们做了什么事,二是告诉他我们用什么方式做。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做,就想向公众传递现代的公益慈善理念,这点北京民政局特别赞同,于是一拍即合。”小崔说的随意自然,而过程也确实一路畅通。 这一点,从北京市永源基金会秘书长李国武告诉记者的时间段就足以证明。2月申报注册,5月理事会筹备会,6月25日批准材料到手。4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地方公募的资质,小崔自己也知道,借了政策利好的光。 让基金会成为试验田 或许就是太顺利了,顺利的让人们甚至忽略了这是一家和壹基金一样,由个人发起成立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只是小崔没像李连杰那样,历经曲折几经磨难才终得正果。 为什么要做公募基金会? “很多人说口述历史是你的私人乐趣。我不觉得这是私人乐趣,也并不觉得这个跟大家没关系,这是民族的记录。而且口述历史也不是我发明的,美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南非都在做,它是一个民族的遗产,当然应该所有人都帮忙。”崔永元说。 口述历史已经做了11年,这期间小崔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包括找到一些朋友,让他们来支持。小崔说,当我们成立公募基金会后,也能让更多人知道口述历史是怎么一回事,知道它对社会的价值,愿意为它贡献点什么。 “我们传统的公益慈善理念都是救灾救贫这些,其实公益慈善理念范畴非常大,如果说抗震救灾是救急,我觉得口述历史这件事相当急,那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亲历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我们当中消失。他们不光是自己离去,还带走了这一代民族的个体记忆,我们的口号都叫——和时间赛跑。” 了解小崔的人都知道,早在2007年他就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设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彼时,他还没有成立基金会的想法。当慢慢开始了解中国慈善的许多情况后,小崔发现,有的时候会做不得不做的事。比如有时你不在某方面妥协,就拿不到这笔钱,稍微妥协就拿到钱。小崔的想法是,“我就不违规、就不犯法、就不打擦边球、就不要你这笔钱,我看看能出什么事。” “我想做这种尝试,也许会撞得头破血流,真的,这结果说不好。也许两年三年撞得发现,哎呀,还得按照社会规则来,但我现在没有这种顾虑。我觉得堂堂正正办基金会,就跟堂堂正正做人一样,有时候就凭一个家教就够了。更重要现在还有这么多规章制度,除了跟你相关部门的监督,你的理事监事的监督,网民的监督,第三方监督,这么多监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我甚至觉得在我们试验的过程中,试验出有些不是我们的事,是规则法律的事,那我们会推动规则的改变,说你这个不对,我们实际操作了,不行。”他说。 团队与公益人格 成立了自己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后,人才也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崔永元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经过理事会的同意,基金会定了七个专职工作人员的编制,已有两名,目前向社会公开招聘五个人,分别负责财会、宣传和项目(口述历史、乡村教育)。 在崔永元的心中,做职业公益人,就从薪水开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仅拿工资,还要拿体面的工资,什么是体面的工资,超过目前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工资,就用这个当职业。“然后你就不会那么矫情了,这是你的职业,你必须把它干好,不用有什么崇高感,用职业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行了。” 崔永元说:“我们付的报酬还行,一个岗位十几万(年薪)。我们的会计也好当,如实记录就行了,不用做假账。只认规则不认人,不管是理事长还是秘书长下达命令,只要觉得违反了会计规则你可以不听,我们这会计应该挺好当的。” 有经验者优先,但是希望他们有公益人格。“社会学上来讲,有的人就愿意帮助别人,有这份心,有的人冷漠,管好自己就得了。我希望我的团队都是有公益人格的,随手帮助别人自己都没在意,没意识到是种帮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把公益慈善做成紧俏项目 有人说现在的公益慈善形势不好,不好做。小崔有自己的分析:首先,做公益慈善需要政策的配合,拿企业捐赠来说,免税的政策不到位,并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好处,企业捐款就不是特踊跃。第二,公益慈善组织的工作中确实有失误,比如账目开支问题。还有,就是教育普及问题,比如管理费,这个简直就是个糊涂账,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手续费是非常的高,但他非常高是因为他是在阳光底下晒账,公众都知道它的去向,尽管高但大家不至于怎样。我们的公益慈善组织拿的不高,但不透明,大家就怀疑你。 2012年,崔永元公益基金把第六届乡村教师培训的账目在网上晒了,一个是现金支出33万多,每一笔都可以查到。而项目的整个价值是220万,小崔说,我们用33万做220万的事,这是我们用六年做到的。 “第一年用100万做100万的事,第二年也是,我们越做就越觉得傻大黑粗,这不就是转移吗,从这弄来钱放在那。我们能做的精细点吗,第五届的时候我就和国武商量,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源动员起来,为什么所有都要花钱呢,去故宫能不能不要钱,去国家大剧院能不能打对折,快餐能不能免费吃呢,这都算你们的帮助啊。于是2011年开始也是30多万,我们做到100多万的价值。我和国武很高兴,我就跟他说明年咱们15万做100万的事,后年就做到不花钱,把社会资源全动员起来做公益慈善。” 结果第六届的时候,小崔改主意了,因为他认为他们做到也没什么光彩的,因为他们是职业的,天天研究公益慈善,能做到不新鲜。那么,能不能让志愿者做呢,如果志愿者把它做成了就非常了不起。于是,他们在上海找了个商人,他曾跟小崔一块参加过“长征”(崔永元另一公益项目),很有商业经营的经验。崔永元基金决定,由这位上海商人来做乡村教师培训主任,来做总负责人。然后又找了6个孩子(北京四中和十一学校的孩子)当副主任。 “由他们来承办乡村教师培训项目,我们来做幕后推手,有困难时候伸一把手,他们也做到了30多万干了200多万的事。还有‘家庭日’,就是每个家庭可以领个教师回家跟你过一天,这些家庭全是走后门,不走后门根本拿不到这个教师,火爆到这个程度。我们的几十个志愿者是从600多人中竞聘出来的,竞聘不上的都流眼泪都哭。我就觉得把一个公益慈善项目做成一个紧俏项目,变成了饥饿营销的时候,真是其乐无穷。”崔永元说。 理念在变 方法也变 2013年,当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办到第七届,小崔开始给自己“找麻烦”。本来弄个组委会,十来个人,分分钟就能搞定的事,不,偏偏招一大堆志愿者,让他们甚至走些弯路,很艰难的实施也许小崔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事。 小崔说,这就是理念变了。“我想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叫慈善的快乐,什么叫专业的公益慈善。所以现在我们特别关注参与的人次,最后募了多少钱不重要,直接间接参加了多少人才是我们的目标。比如我们办这次活动,北京市有一百万人次参加了,两百万人参加了,那个时候心里才会舒服,而不是打电话叫个哥们都给办了,这个太业余了,现在不能在这个低水平循环。” 发烧友时的小崔想的是,帮一个算一个,哪怕今天就帮一个老大娘过马路,也挺棒的。“为什么慢慢的成为专业人士,其实开始在慈善体系和理论上花费精力动脑筋了。到底什么东西在阻碍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具体的从业人员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刨除道德因素,比如贪污腐败等,哪些是由于不专业造成的,哪些是由于政策法规不配套造成的,哪些是由于社会的公益慈善知识氛围不到位造成的。” 在网上小崔经常观察网友提问。他说,有些非常不专业,不值得回答,你得从零给他讲起,他还挺着急挺生气还想弄懂,你说累不累。尽管这样,小崔仍觉得这些事情应该有人做,自己做了公募基金会,就想让它成为试验田,就是要在中国试验这种现代慈善理念的施行推广,这个可能比做具体的事还重要。 在小崔心中,中国公益慈善还处于启蒙阶段,质疑的氛围也不够专业。“质疑和监督是必须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基金会是不允许监督和质疑的,只有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督质疑环境才能健康地运行。为什么说不专业,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也不知道该用哪条来衡量基金会出没出问题,认为是问题的,也许其实根本不是问题,质疑的不在点儿上。但是我觉得双方的热情都要保护,鼓励大家监督质疑,哪怕不在点儿上,也监督质疑,总比没有监督质疑好。” 正因为不怕质疑,不怕板砖,所以在8月6日的发布会上,小崔的好友央视主持人张越以特别的方式介绍了基金会的名称由来:“永源”二字取自“永元”谐音,意蕴慈善的精神和力量如源头活水永远源源不断而来。“我们不能直接拿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基金会,他不是还活着呢吗······很久之后,然后小崔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基金会还没出事呢,大家都还接受这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都没让网民拿板砖拍死,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源来改成元宵的‘元’,来纪念一下崔永元。” 伟大的基金会 《公益时报》记者问小崔,此刻的你心中伟大的基金会要具备什么?他说,伟大的基金会就是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验收,一个是它的视野开阔,二是它乐于推广先进的慈善理念。上半年,小崔去了土耳其,考察当地的公益慈善。这个在欧洲还不算太发达的国家给了他不小的震撼。去参观的时候他不停地质疑,而接待他的基金会真真做到你问什么我给你看什么,现场演示现场捐,所有都是公开透明的,让小崔彻底没了“脾气”,心服口服。 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的第一届理事会有许多业内熟悉的面孔,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小崔说,王振耀和冯仑都是有现代慈善理念的人,他们最早的时候是指出我的不足,现在坚持让我出国实地考察学习。 英国、美国、印度、孟加拉,这是今年小崔计划要去考察公益慈善的四个国家,“英国美国非常发达,所以我觉得还得去印度和孟加拉。中国人想他们可能不如我们吧,那就去看看他们的公益慈善做得什么样。”他说。 (本报记者 张雪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