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民政部办公厅公布了首批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地区和单位名单，北京市、河北省、黑龙江省等18个地区和80个企业、社会工作机构进入试点之列。

    相对于社工，企业社工的社会认知度、知晓率要更低。北方大部分地区，企业社工还处在萌芽状态，此次试点可能会起到催生剂的作用。而经过前两年的率先试点，南方广东等地的社工机构则能够提供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没有被认识到的需求

    记者从名单中随机抽取了几家北京的试点企业，相关人员均表示此前并不清楚社工或企业社工是做什么的。其中朝阳区一家福利企业的负责人认为，作为一家生产企业，针对员工的活动并不多，员工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目的就是打工赚钱，企业按时发薪、休假，他们也并没有更多其他的需求和问题，好像社会工作并没有特别的必要。

    员工的其他需求在这里是被忽略不计的。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创始人李涛认为，企业社工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相伴随的，社会工作回应着这些进程中所产生的劳动力转移、城市融入等等问题。而在传统观念中，人们仍将企业看作单纯的生产单位，以劳动力资源的方式去管理，在这种方式下，劳资关系紧张等诸多问题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李涛表示，这些越来越多的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了企业社会工作的缺失，但大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认识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企业管理者对社会工作的认同，也需要社工机构的介入，用专业的知识和手法让企业认识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当然，就像企业与政府不可能承担无限责任一样，那种认为有了企业社会工作，企业经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心态是不对的。事实上，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并不能替代企业的用工管理，也无法替代政府秩序治理。也正因为此，跨界合作成为发展企业社会工作的必然路径。李涛认为：“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也不能单纯将目光放在劳资关系上，而是应该在社会融合的视角下，将企业看做社区的一部分。”

    从无到有的摸索

    黑龙江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此次黑龙江省的试点机构，去年年底刚刚正式注册，也是省内屈指可数的几家社工机构中，唯一在做企业社工工作的。机构负责人苏光是黑龙江工程学院社科部教师，07年就开始联系一些改制的老国企作为社工专业学生实习地，学生有六到七周时间到企业中实践。

    目前服务中心的成员多为学校中的教师。苏光表示，正在与有合作意向的企业商谈，希望有企业或政府购买项目以后，将机构和企业社工慢慢做起来。对于面临的机构少、认知度低的现状，苏光表示除了社工机构本身要注重与企业沟通，以专业化的服务切实解决企业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鼓励，为机构与企业牵头和协调。

    与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类似，兰州的欣雨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也是在去年注册为社工机构，其前身是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主要做儿童自闭症干预。提到此次试点，其负责人张莉说，欣雨星的企业社会服务与标准的企业社工有些差异，主要以志愿者的形式进入企业，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活动也不是系统性的，只是针对企业某段时间的需求，不是很频繁。“我们在申请试点前还不是很清楚什么是企业社工，了解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之前做的就是。兰州在这方面确实落后一点，以后我们也会去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学习。”

    对于这次试点工作，张莉表示，计划与目前合作的几家企业就正式的企业社工工作进行探讨，了解他们的需求，做出具体的方案。首先要跟企业介绍，其次要扩大服务队伍，邀请相关的专家参与进来。而对于企业是否愿意购买社工服务，张莉坦言：“心里也没底。企业的要求和我们的服务是否能匹配，还有待商榷。合作得比较好的企业可能愿意尝试，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小口，有经验之后再去跟别的企业谈。”

    机构与企业需要磨合

    东莞市从2011年3月启动企业社工试点，此次民政部名单内的东莞正阳社工服务中心也是当时的试点机构之一。当时东莞市推行的政府与企业1:1购买，即政府给企业一个社工岗位，企业也要相应地配套一个社工岗位。然而事与愿违，只有一家企业出钱购买。“企业不太愿意，试点过程有蛮大的阻力，现在要好很多。”正阳社工副总干事蒋德辉说。正阳目前有18名成员，包括工伤预防项目社工及派驻在工会为企业和员工服务的社工。由于工作得到认可，去年，清远市的一家港资企业主动联系他们，购买了两个社工岗位。

    试点机构和企业确定后，“机构与企业的磨合过程至少需要半年。”蒋德辉说。刚开始企业不清楚社工的定位，或者认为社工是偏向于员工这方面的，做活动时不太信任社工。后来经过慢慢尝试，发现对企业问题的解决很有帮助，从不信任到融洽的过程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社工付出很多努力。

    对于能否保持中立的第三方身份，蒋德辉认为，企业虽然是购买方，但是是以项目打包的形式与社工机构签订合同，被派去的社工仍受社工机构和督导的管理，保持相对独立的身份。合同中界定了工作范围和内容，而“中立、不批判”本就写在了社工的价值观之中。如果实际情况需要，机构或督导也会出面，但目前还没有遇到过矛盾激烈到无法调解的问题。

    相对于特点比较相似的老年人、青少年或特殊疾病群体，企业员工群体更复杂，需要社工有更多的心理学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和沟通技巧。这样才能看到问题本质，更容易获得员工的信任。员工反映了工厂的问题，社工与企业沟通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技巧，既要让管理者意识到问题，又要引导其做一些改变。

    三方合作显成效

    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后，大量企业社工紧急进驻富士康开展工作，企业社工走进人们的视线。当时成立不到半年的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动向政府申请加入企业社工行列，派出10多名社工参与其中，这也成为至诚做企业社工的第一步。当年8月份，至诚进入冠旭电子，也为当地企业自主购买社工服务开了先河。

    至诚社工的创办人是企业管理者出身，前期就做了企业社工成长需求调研。至诚的骨干社工黎志芬说，目前至诚的社工项目有三种形式：企业全额购买、政府与企业1：1购买、政府全额购买，以企业、工业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种方式覆盖。

    至诚现在有项目签约的企业共115家，不含政府全额购买的部分。这一百多家合作企业来自于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牵线搭桥。2011年企业社工论坛上，一位专家发言指出企业社工可以在劳资纠纷调解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深圳市人社局局长在场，会后便与至诚社工进行了接洽，希望一起来推动企业社工的发展。

    项目启动前，至诚的社工与街道劳动办工作人员一起，一家家到有意向的企业去介绍社工项目，前期工作做了大半年。但实际工作中也并不十分顺利。黎志芬说，这么多家企业，管理模式和经营者的认识参差不齐，有些企业很主动地向我们说需要什么服务，有的就只是看着不吭声，需要我们不停地推荐。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需要企业社工，我们也主要是从劳动争议这一块切入的，所以企业警惕心比较强。

    具体工作中，大部分劳资纠纷企业可以自行处理，“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大多是存在员工情绪激动或者利益诉求太过分，需要外部力量介入。有些提出非理性诉求的员工会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比如跳楼，遇到过好几个。”黎志芬说。社工会和劳动办一起介入，这个过程对社工来说也挺困难的，遇到过于偏激的，只好先把人从楼顶哄下来，然后送到派出所。

    比较常见也比较好解决的问题是员工与管理层发生冲突。现在很多情况下是老板理念很好，但基层管理人员素质和技巧不到位，会引发新生代员工的抗争。有些企业管理者会找到社工，请他们组织一些基层管理人员的配需，增强管理技巧、培养理念，这方面企业很受用。

    由于开始时是先签协议，再进企业，很多协议内容并不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把指标定高了，比如要求做多少活动，任务实在没有办法完成，很多社工回来诉苦。这也算是试点之中的教训。黎志芬说，项目做到现在，觉得最大的成效不是开展了多少项服务，而是通过活动，这一百多家企业认识了企业社工，也了解了人文的管理方式。一些合作时间很长的企业，会号召其工会主席、党支书去考社工证。对于社工与工会工作的差异，黎志芬认为，社工要更具专业性和持续性，服务的针对性更强，社工是在调查后设计服务，更能契合员工的心理特征。

    至诚是国家企业社会工作实务创新基地，还承担着示范和创新功能。此次民政部试点，至诚的计划是培养一批企业社工的讲师队伍，向更多的社工传授知识和经验。

    （本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