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孙传旺是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学的一名青年学者,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选择留校任教。“别人看来学历高工作好,但实际上,我压力很大。”孙传旺坦言,同本科毕业就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相比,自己在经济实力上差距不小。 7月22日,首届环球时报“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评选结果揭晓,孙传旺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高校的10名青年学者获得支持:主办方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提供经济资助共计30万元,每人获奖金3万元。 有调查显示,国内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收入差距日益悬殊。相较而言,人文社科类的青年学者处在最底层。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吴杰介绍,“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是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于2012年发起的一项评选活动,主要面对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35岁以下、已取得博士学位但尚未获得正高职称的教师。活动以“为国家养士”为宗旨,目的是在青年学者人生和学术生涯的关键时期对其进行资助,以保持其专注精神和恬淡之气。 “更重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内心会更平和安静。”孙传旺说,他也参与过教育部组织的一些评选活动,但由民间主办的这种项目还是第一次。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2012年11月正式成立,“希望英才”青年学者资助计划是其推出的第一个公益项目,也是媒体与公益的一次碰撞。 时至今日,有不少媒体开始不满足于做旁观者、监督者、谏言者的角色,而是开始操起公益实务,在媒体与公益结合日益紧密的趋势下,媒体如何参与公益、如何对公益项目做出选择,当天,在场嘉宾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 与报道宗旨保持一致 《环球时报》准备成立公益基金会的时候,就是希望除了我们的报道以外,能对社会进步再作出一些贡献。但具体该怎么做,该把钱投向什么方向,我们不清楚。现在国内的公益基金会数量也很多,大家的公益热情很高涨,好像关心什么领域的都有。 《环球时报》这张报纸很关心国家利益,关心国家未来,关心整个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这是我们的报道重点,也是我们平时思考的主要方向。我们的公益项目应该和报道宗旨保持一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成立基金会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项目。为了增强民族团结和凝聚力,增强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做了一些围绕边疆的系列活动;同时也在做中外媒体间的交流,像中德媒体交流,马上要做中印媒体交流。但还没有纯内地的,(“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这是第一项。 这个项目的设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提的。在一次聚会中我们聊到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在公益项目的选择时,他提出这样的建议,说应该支持中国的年轻学者,让年轻人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 项目进行的同时也在促使我们思考公益的含义。公益究竟该怎么做?这个国家最需要什么?在这个国家里,哪些方面是政府没有做到或者做的不足,需要我们民间力量补充的?我们在公益领域还是新兵,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和国家改革的大目标一致。 我们希望青年学者能够成长起来,具备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坦然面对当下所处时代的复杂性。给他们一定的帮助,让他们既能专心于学术研究,也能够抬眼看世界。青年学者能够在社会上起到一定带动作用,也希望通过他们的成长来带动整个中国青年学界的进步,进而带动社会的进步。 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 要有国家意识,要雪中送炭 作为媒体建立的公益基金会,在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在所有国家,都首先要有国家意识,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的目的是“为国家养士”,很好。 我们现在大多数奖励人才的项目都是“锦上添花”,尤其是给一些“大家”的奖励有的上百万,还有就是总结性的,像最高的科技奖,获奖的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很明白,我最缺房的时候没有房,最缺钱的时候没有钱,最需要表扬的时候没有表扬……现在的年轻学者需要的是“雪中送炭”,哪怕数字不大,但能起到精神上的鼓励作用。 这个奖项面对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知识分子、青年英才。希望通过鼓励的作用来支持他们对真正学术的独立追求。现在的生活压力迫使一些年轻学者去讲课、去办班,他们很难独立。我知道我的学生,他十年前能留在复旦,好像都能买起房,学校还给优惠。现在呢?不行,租学校的房子也有各种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他学术研究不受影响很难,这是实事求是。有了这些钱,虽然不多,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受到拘束,自由地去追求学术理念,在这个没有利益考量基础上得出的成果、结论,才是真正独立的判断、经得起考验的。 所以现阶段的基金会,还是应该以“雪中送炭”为主,鼓励这些学术界真正需要帮助的青年,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的。 刚才说的独立,还要跟年轻人说一点,我们作为国家公民,不能违背宪法、不能违反法律,你可以有思想、有思考,但这个前提是要坚守的。在这个前提下,才有真正的自由,绝对不能突破底线。 基金会中心网常务副总裁耿和荪: 前瞻性很重要 众所周知,媒体参与公益的力度越来越大,对公益行业的改变也很大。除了传播上的功能,在公益项目本身的参与上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和作用。 另一方面,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的发展,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我们国家有三千多家基金会,大多数做的都是传统慈善项目,主要以救助为主。但事实上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那么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推动现代公益理念的介质。 “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项目虽然没有直接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但它对于现代公益理念的推广、诠释,对于促进社会未来的发展,意义很大。 说实话,当初给我介绍这个项目时,我都不是很理解,这些高等人才为什么也需要公益方面的帮助?现在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设计很有远见,给年轻人提供鼓励和条件,在未来会转化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在过去,大学刚开始扩招的时候,我在基金会工作,有人提出过一个项目,关于大学生就业。当时我们很痛快把这个项目给否了,觉得那么多人需要帮助,大学生还算什么弱势群体?现在看来,大学生就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对国家的发展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想,媒体参与公益,本身就有特殊性,它应该具有前瞻性,对社会上的其他人参与公益有一种启迪和借鉴。当然不一定照做,但会引导大家意识到某个问题的存在,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最后,我提一个细节上的建议。大家都在讲这个项目该怎么扩大影响、补充资源。其实全国有很多大学基金会,他们在非公募基金会里的比例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在报名、招募等环节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渠道。因为他们很了解学校各行政部门的情况,资源也很多。做公益讲杠杆力量,《环球时报》可以通过本身的影响力来撬动更多资源,有助于项目更快发展。 (本报记者 张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