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各路红人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于各种新兴媒体之上。在这些红人之中，拥有上千万“粉丝”的陈里是个十分特殊的角色。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是老百姓眼中的“大官”，却敢于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公布网络，接受群众的监督，聆听网络上的各种声音；他的职位是陕西公安厅副厅长，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人，身为管理学博士、硕导、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的他，非常乐意于和公众探讨中国转型中的任何社会问题，尤其是关于民生、三农、社会管理创新的难题。

    陈里常说他是个农家的孩子，深刻地明白民间的苦，他说：“现在的中国有8亿农民，3亿农民工，他们不曾拥有充沛的资源，城镇化的进程使他们其中的有些人来到城市，却不能获得有尊严的帮助，这部分人不幸福，有何中国梦可言？”

    2013年4月12日晚11时，陈里连续在新浪发出三条微博，呼吁国内快餐店为残疾人、老年贫困者和流动儿童提供一些“待餐盒饭”。这三声“疾呼”很快被台湾人高文麒看到，并在第二天就在自己西安的快餐店里实施了起来。随后，陈里的“待用公益”模式得到更多的企业和民众的响应，目前，有来自15个省的25个城市都已经成为了“待用公益”的实施城市。

    陈里对公益事业有着让常人难以想象的热忱，带着“富而有爱，贫而有助，传递爱心”的主旨，陈里在信息的世界里掀起一波浪潮，试图让公益更贴近中国现状、更接地气、更有效率。

    本期公益第一访谈，《公益时报》记者对话陈里，探讨陈氏“待用公益”在中国的现状和明天。

    《公益时报》：目前中国公益事业的模式愈加多样，你选择以“待用模式”做公益的目的是什么？

    陈里：我长期研究三农、社会管理问题，知道农民犯罪的原因是什么。这里不仅仅有贫穷的原因，还有这个社会并未给他们基本的尊重。选择“待用公益”，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唤醒沉淀在人们心中太久的爱心，让需要帮助的人们接受有尊严的救助，“待用公益”就是这样一种公益模式。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民并不缺乏浓郁的爱心，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释放爱心的渠道。你知道，爱心憋得太久是会生病的，人会生病，大家庭也一样，社会倚靠合理有效的爱心释放途径来保持良性运转，富起来的人和贫穷的人在这个理念驱使下找到手拉手、心连心的平台，这也是教育孩子的好方式。

    《公益时报》：我们知道在国外有一种“待用咖啡”模式，那么以你的理解，我们中国的“待用公益”文化跟国外的有什么不同？

    陈里：“待用咖啡”是指在咖啡馆消费的人提前多买一两杯“寄存”在店里，一旦有囊中羞涩的贫困者询问店家是否有“待用咖啡”时，侍者就可以让其享用此前人们已付过钱的“待用咖啡”。然而，在中国，咖啡并非是老百姓的必需品，那些在街头流浪为生的人能够喝上一杯白水，吃上几个包子，似乎比喝上咖啡更重要、更贴近真实的社会需求，因此，待用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就显得势在必行。“待用快餐”、“待用学费”、“待用抚赡”，是“待用公益”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几部分。

    而待用电影票、待用旅游门票、待用饮料、待用爱心书包、待用随行车位等都是“待用公益”的体现。我认为所谓待用公益，这是一份有尊严的等待，并让这份等待有所实用。待用公益应成为一种模式，而非聚焦某种特定商品。你看以往许多超市准备许多雨伞，使用者拿走一去不复返。而现在90%的公共卫生间和大饭店，尴尬得连卫生纸都没有，这些都是中国待用公益应该捕捉的点。

    其次我认为，中国式“待用公益”必须是个特别尊重人尊严的公益模式，这个是“铁律”。就现实而言，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待用公益在我国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确会遇到一些难题，譬如说街头流浪者和低收入者或许因为警戒心而拒绝你的好意。但我想，这些问题都只是暂时的，形成规模、打开知名度后，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也可以想一些现实的方法，比如说可以给这些街头流浪者一些领取凭证，直接到餐厅领取，避免尴尬，施助人在购买“待用物品”的时候，不要和救助人见面，不要产生直接接触，还可以在餐厅另设房间。这些都可以规避“待用公益”施行中可能遇见的尴尬。

    《公益时报》：每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之初，几乎都会受到不理解甚至打击，“待用公益”同样不能逃脱这样的宿命，那么面对这些质疑，你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陈里：我们现在的社会，说的人往往理直气壮，做的时候往往不见其人。我希望在公益事业上，大家少指责、多参与。因为社会上需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行动永远胜于话语。其实，根据我的实际经验，我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捐，现在的人买一斤韭菜都讨价还价，但是老百姓愿意把十块、二十块放在素不相识的老板那里，愿意把这碗饭送给素不相识的人吃。在今天诚信缺失、信仰缺失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奉献，这说明老百姓的爱心水平是很高的。第二个没想到，本来很多人以为会有很多人去冒领待用餐，但是两个月过去了，没发生一起这样的不该吃的人吃了的这种情况，这说明，大家把弱势群体的道德水平估计得太低了。很多事情，需要做了之后再来“骂”，不能有一种恶意推测的“惯性”。我认为，即便不想认捐，有爱心的人看到不愿意去政府救助站的流浪汉，主动停下脚步善意地告知他们待用快餐的具体地址也是一种功德。如果把“骂”的时间用在这儿，那么待用公益事业又推动了一大步。

    《公益时报》：你获得了2012年度人民网十大个人微博第一名，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你觉得通过微博这种新媒体真的就能把“待用公益”这么大的一个盘子运转起来吗？

    陈里：2012年10月2日，陕西华山当晚突发游客滞留情况，我用微博直播成功帮助了游客进行疏散；12月10日，我又用两小时在微博上挽救了一对西安的轻生母子。我觉得正是有了微博这种现代媒体，人们的声音，尤其是底层的声音才可以更直接有效地被表达出来。就拿“待用快餐”来说，这个公益活动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公众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待用快餐”和待用快餐的公益网站上进行投诉曝光。现在因为新媒体，官民可以有很多的沟通，媒体和公益人也能形成很好的联动，现在已经有了数十家媒体跟进“待用公益”的报道，而且我还发现许多省份和城市的共青团官方微博在响应推动，很多公益组织在支持响应。以这种合势做公益的感觉非常好！

    我期待更多的地方政府、民政部门、共青团、妇联、老龄委响应支持，让他们与公益组织联手推动，这和党的政策是一致的。党和政府做宏观上的指导和保障，民间微观参与实施。

    《公益时报》：说一个很真实的窘境，现在是一个诚信危机的时代，怎样在这种环境下，保证店铺将爱心商品真实发放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又如何规避“吃白食”、“霸王餐”等违背公益愿景的不良现象？

    陈里：商家把生意看得像生命一样，我相信他们会认真对待。可以讲究“事不过三”原则，把奉献爱心人士的姓名及已领取数、剩余数公布在店门外，顾客可以随时监督。诚信是灵魂，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市场呼唤商家的诚信，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能有一个正规、统一的制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征集爱心贴或其他标记，设置一个“待用快餐”的统一标记，经过审查，我们会授权给店铺爱心“待用快餐”标识。

    而我们救助的对象，残疾人、流浪儿童、低保的老弱病残、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还有因特殊原因经济窘困的人，如果有相关证件最好，但是证件并不能涵盖所有的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如果没有证件也没有关系。而且，这些待帮助的人一般外相特征比较明显，从外在样貌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外在体面的人也可能遭遇丢钱包这种窘境，那么给他一份待用餐也无可厚非。

    如果有人的身份实在不好甄别，商家可以为待用快餐设定领取上限，对重复领用的人的身份进行一定的核实，确保这项公益活动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那些有劳动能力、蹭吃蹭喝的人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始终认为，人的自尊心还是有的，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图小利而不停撒谎，那么他的心理一定有问题。但我相信“待用公益”模式会感动他，最终使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本报记者 艾已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