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起动物，她就感慨万千，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1997年，身为美国犹他州电视台一名记者的葛芮，受邀拍摄当时即将开张的番禺黑熊救护中心。“当时的情景让我触目惊心、终生难忘，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她曾对媒体这样说过。由此，她走上了为各种动物奔走呼吁的职业道路。

    从一名媒体人到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亚洲区总代表，葛芮认为自己身份的转变不足为奇，与自己的天性是分不开的。她认为，这些年来，中国公众及民间组织在动物保护领域所发挥作用的变化之大，让她刮目相看。

    《公益时报》：你是如何由一名媒体人转型成为职业动物保护者的？

    葛芮：那是1997年，我受邀回中国给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以下简称IFAW）拍几个片子。在番禺的黑熊救助中心，那些被监禁了十多年的黑熊，就像被解放出来的黑奴一样。按理说，熊天生生活在树林里，对草地应该很熟悉。但这些熊，一辈子都没碰过草地，当时看到它们从笼子里面出来的时候，都不敢碰草地，像是触电了一样。它们只知道爪子应该放在笼子里，放在水泥地上。园子里也有条水泥路，是为了车能进去。结果这群黑熊，就那么沿着窄窄的水泥路，走来走去，怎么也不肯回到它们真正的栖息地——土地和草地上去。作为媒体人，当时我就觉得我是否能在保护黑熊方面产生一点影响。当时，IFAW只是在中国做一些小的项目，我征求IFAW同意在中国开设专门的办公室，自己改了行，一步步走到今天。

    《公益时报》：除了具备爱心和专业知识之外，动物保护工作者还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素质？

    葛芮：在某个层面来说，在国外做动物保护方面的倡导会相对容易，因为许多国家的法规比较健全，并且法是针对人来设立的，惩罚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动物。但在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人和动物的关系，没有意识到动物问题的责任对象。

    但是，我们必须有乐观的性格和坚持的态度。我也经常和员工讲，悲观的态度在工作中不会起到作用，得不到公众支持。凭我们的一己之力其实做不了太多，但我们起的更大的作用是折射，折射出光、折射出一种力量，能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起作用。

    其实，在动物遭受虐待的残酷现象中，我们不时能够找到社会上的亮点。2007年我们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70%的中国人不知道象牙来源于死亡的大象，哪怕是正常死亡的大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个“小象长牙”的广告，反响非常大。比如，有一个象牙雕刻师给我们写信说以后不用象牙做料了。还有一个36岁的象牙收藏者，看到我们的广告后决定向媒体曝光象牙非法市场的问题。今年4月份，我们再次做调查，90%的人表示如果知道大象会被猎杀就不会买象牙。

    所以在许多令人懊丧的信息中，我们发现，中国人对大象没有偏见，他只是不知道。这一点让我感觉很有希望。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给更多人以希望，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公益时报》：在现今公益组织普遍筹款困难的情况下，IFAW在中国是否有一些独特之道可供参考？

    葛芮：在这些年中，IFAW的理念和工作方式一直得到全球200万支持者的赞赏，所以我们资金的一部分来源是他们，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在为我们筹集资金。当然我们也意识到，光靠这样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现在的资金来源也包括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企业。如德高公司、百灵时代，以及众多的杂志报纸给予了我们免费的公益广告刊位，光就去年计算，我们在国内得到广告刊位的价值就高达1900万美元。

    我们也得到了民间组织的帮助，在网络上对野生动物犯罪进行监测，把监测信息反馈给执法机构和网站。通过这样的行动，2008年，淘宝网主动把野生动物的保护列入了网站政策中，禁止虎骨、犀角、象牙、鱼翅等一系列动物制品的交易。去年，我们在百度上发现象牙吧、虎骨吧等贴吧，在把情况反馈给百度以后，百度不但撤掉这些贴吧，删除34000多条贩卖濒危野生动物和制品的帖子，并且还让用户在百度图片库中下载图片时会收到一个“不要购买野生动物制品”的弹出广告。据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运用该技术，并且第一次就给了像我们这样的公益组织。所以公益组织也应该积极寻求与这些有公益意愿的公司进行合作。

    《公益时报》：在培养公民公益意识方面，人们可能会关注度首先放在与人自身有直接关系的议题上，那么在亚洲，尤其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公益组织通过何种方式能够唤起社会对动物保护议题的关心？

    葛芮：的确，在政府的众多关注点下，人肯定是占第一位的，但大家忽视了一个现象——人和动物其实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民间组织需要把动物的事情和人联系在一起，并且要让这种联系让有关的领导部门越发地注意。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都在说食品安全的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关乎人的问题。但是不合格食品的来源，很多时候都发生在动物身上。如今这种对动物大型集约化的养殖，从饲养、宰杀到上市的整个链条上，都缺乏对动物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满足。如果能保证它们的生活质量，我想自然而然也能在餐桌上保证食品安全。

    另外，现今对伴侣动物的这种残酷的虐待和打杀的行为，其实会给下一代带来心理上的一种很错误的概念，就是漠视生命。这会让许多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产生错误的概念，没有培养出对其他生命的善意，其恶果会在其成人后反映出来。

    如果这些方面能让各个领导层认识到的话，政府在资金分配的时候，就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长远的考虑。所以对民间组织来说，不能永远采取让人徒生怜悯的策略，如果把自己的诉求理性地和政府的长远计划，比如说道德教育、食品安全、生态文明联系在一起，就能得到政府的重视。

    《公益时报》：从1997年你参与的那次拯救黑熊行动，到去年公众讨伐“活熊取胆”事件，你在其中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葛芮：活熊取胆是IFAW最早在中国关注的事件。由于国内政策的欠缺，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这项技术被引入中国至今，被活体取胆的黑熊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这是很让人悲哀的。但的确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了一些正面的变化。以前，对活熊取胆的反对通常都是像IFAW这样的国际组织，而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内的声音能够聚在一起出现，而且好像还有律师团队把活熊取胆的企业告上了法庭。这样的变化让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保护动物的呼声都应该来自国内，如果要改变虐待及商业剥削动物的状况，其变化必须要来自国内。

    （本报记者 高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