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密云县居民举报在密云水库上游河道旁有一个垃圾填埋坑，原本普通的填埋坑因被新闻爆出关系到北京水源地而备受关注。这不禁让人想起两年前的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它以简单朴实却触目惊心的影像，向我们展示了北京市的垃圾困境。作者王久良说，大部分居民不知道垃圾处理的链条是怎样的，不知道自己的垃圾运到了什么地方。

    日前，一场由自然之友、绿色啄木鸟、自然大学、乐施会、爱思创新等多家公益组织汇聚一堂的交流会在北京举行，这其中不乏中小型的NGO和未注册的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草根机构，他们共同为如何应对城市中的垃圾大军而展开热烈讨论。在这场“垃圾突围战”中，社会组织能做些什么？在城市垃圾的链条中，哪些环节是公益组织、志愿者们可以介入的？这些问题在讨论中，或许有了答案。

    垃圾预备式：

    公益倡导也要创新

    参与当天活动的社会组织都是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组织，并且有关于城市垃圾处理方面的项目涉及，“垃圾的处理和分类主要在于人们的意识，公益组织能做的最基本的肯定是宣传倡导，但是简单的喊口号、贴标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公益组织的介入其中，即便是倡导也要有所创新，才能有效果。”一位志愿者表达了他的看法。

    的确，各家社会组织的行动方式各不相同。

    自然大学的垃圾学院汇聚了各大院校的志愿者，他们每周都要举行活动或交流，组织志愿者、社区居民走访垃圾处理厂、垃圾回收站等地方，并且不定期发布调研报告。“我们调研过近50个社区，有的社区多为被政府表彰过的，但其实垃圾分类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更多的垃圾分拣不是居民而是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的。”自然大学张凯说出他们发现的问题。

    “现在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不是以前的口号、标语式的宣传，而是深入细致的宣传。自然之友在关注厨余垃圾和低价值垃圾这一部门。厨余垃圾是垃圾问题的一个根源，如果这个能尽量分出来，对垃圾处理以及自己的健康会好很多。”更加细致、精确，而不是泛泛，也是大家在进行宣传时总结的经验。

    绿色啄木鸟环保公益组织的绿色交换空间行动，就是将服装修改、家电维修回收、物品交换等内容搬到社区开展集中活动，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义务修脚等便民服务，在这其中，分发宣传册、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很多人把废旧衣服、物品、家电拿来维修交换，有些就能变废为宝，也是试着减少垃圾产生。”负责交换空间的志愿者说，“为民服务，同时宣传教育，效果也很好。”

    “公益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要有策略，需要跟政府合作，需要进入社区，不可能通过道德性、思想性的工作做成垃圾分类。”张凯认为，政府先行、多方协作的模式很好，不能等着居民自愿。目前北京市的硬件设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相对其他城市来说优势很大了，基本可以达到后期处理的要求。

    张凯还分享了一个案例，2010年万科也曾经在西山庭院进行垃圾分类试点，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很多，但企业或物业做垃圾分类有其局限性，只能劝说、宣传，而不能要求居民怎样做。此外，如果在物业或居委会关系并不是十分融洽的情况下，与民间组织合作进行宣传引导可能更有效。

    在当天的交流会上，有几家企业派出志愿者或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负责人参与讨论，他们大多是食品类企业，每天产生大量厨余垃圾不可避免。叫板PIZZA是一家连锁快餐店，他们设有“叫板垃圾管理系统”，进行店里的垃圾分类计量标志、垃圾分类统计记录、垃圾管理突击检查表。现在，他们还增加了管理层的垃圾知识培训，主要是跟随自然大学垃圾学院参观垃圾焚烧厂、进行调研学习等。

    “我们很希望更多企业有这种意识，我们公益组织非常愿意帮他们做活动培训，企业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社区居民、日常垃圾制造者，所以对他们培训效果和影响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自然大学垃圾学员志愿者说。

    垃圾源头：分类得奖励 模式是否可持续

    每天上午7点至9点，下午5点至7点，是东城区龙潭街道绿景馨园小区居民投放垃圾的时间。

    龙潭街道环卫所的负责人卢秋云告诉记者，在做宣传的时候要求居民把垃圾袋单独投放，开始的时候怕居民嫌脏，让值班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帮着倒，后来习惯了，居民也不好意思，就自己倒了。卢秋云认为做垃圾分类引导很重要，“大家都是居民，不要老说居民素质低，是咱们工作没做到位。”她也坦言，希望有更多人介入工作，“实在是忙不过来”。

    在垃圾处理源头上实行奖励机制，自然大学垃圾学院研究员陈立雯则很明确地表答了她的看法，“这没有可行性，长远来看，第一要考虑成本，第二要考虑可执行性。”她认为，要让居民将垃圾分类，不一定要用奖励的方式，很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是按付费来处理，还可能减少垃圾产生量。

    “如果要做到垃圾安全排放，在源头上必须分类。”陈立雯说。但面对实际操作中如此繁重的宣传和执行工作，一位NGO从业者建议说，希望有一天社会组织介入垃圾处理的工作也能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大多是依靠志愿者自己承担活动费用，资助和政府购买环保类服务的还非常少，一般企业也不会意识到要去资助垃圾分类相关的项目。”

    当天9点左右，小区的保洁人员准时来运垃圾。卢秋云介绍，厨余垃圾由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厨余垃圾运行中心来运走，送到玉蜓桥进行简单分拣，然后转运到东城区建在河北的处理厂。可回收垃圾则由保洁员运走，卖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公司。“值钱的东西居民会卖给收废品的，这里的可回收物都不值钱。一大桶基本一两块钱，就给保洁员做补助了。”其他垃圾还是由物业运到垃圾转运站。

    龙潭街道两个奖励试点的费用中，刷卡系统的一套软件、两台pos机、先期1000张卡共2万，每个试点设两个垃圾分类指导员，每位每月补助600元，给运送可回收垃圾的保洁员补贴350元。还要加上每月三四千元的超市购物券。这笔资金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下拨一部分，龙潭街道从环境建设资费里自筹部分。另一方面，2013年1月至6月东城区生活垃圾产量为21.9万吨，与2012年同期相比，减少0.55万吨，目前呈负增长趋势。

    卢秋云最担心的也是经费问题：“还怕大家都参与，预计30%居民参与的话还能支付得起，超过的话就难说了。”现在绿景馨园小区参与率是23%，由第一天的三四户，增加到了200余户。但她也认为，费用应该尽量放在前端分类上，一方面可以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减少污染；另一方面其他垃圾分量减少，也减少了垃圾处理上的征地、运费等压力，总的投入还可能会降低。

    垃圾途中：垃圾分别去何处

    据陈立雯介绍，我国的垃圾处理体系是分开的两个系统，投入垃圾箱的部分，是市政市容部门在管理；可以回收的瓶子、纸箱之类的回收体系，是商务部门在管理。

    可回收物的命运，可能是在家里攒着卖给回收的人，到达废品回收市场，经过分类进入再生系统，另一种是混同其他垃圾投放进垃圾箱，可能被捡废品的人捡走，没被拣出来的，就进入垃圾处理设施，从垃圾楼到转运站，再到填埋场、焚烧厂。所以，如果在细致的分类还做不到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就是干湿分开。

    然而有些可回收物，在市场交易中是不能卖钱的，没有接受它的回收系统。官方尝试在做的回收系统，比如东城区与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公司做的回收项目，但他们做的还是高价值的部分，比如纸类。自然之友的张凯建议，政府如果做回收系统，可以从玻璃类、橡胶类、电子器械等开始做，纸类、塑料瓶、金属等已经可以通过市场回收利用并进行得很好，政府可以不用干预，市场不能运行的，政府可以来做。

    记者从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市容科科长董作行处了解到，东城区餐厨垃圾处理的思路是“区内减量化处理，区外资源化利用”。第一步是将全区收集的餐厨垃圾（厨余垃圾）运送至玉蜓桥和中绦餐厨垃圾分拣站，进行沥水减量处理。第二步夜间外运，收运车将沥水处理后的餐厨垃圾运送至东城餐厨处理中心。第三步资源化利用，餐厨垃圾经过高温干化等处理工艺，有效灭杀病菌，制成蛋白质饲料添加剂。可回收物由街道保洁员或者物业公司联系回收公司，进入可回收渠道处理。其他垃圾由街道保洁员或者物业保洁员收运到就近垃圾楼或车辆收集点，由市环卫集团运送至市其他垃圾处理站。

    这是比较理想的方式，但在垃圾分类不充分的情况下，大部分垃圾都混同其他垃圾进入了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据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相关调查，目前我国垃圾完全分类的比例只比10%高一点。

    从1999年第一个社区试点，到2001年申奥成功，绿色奥运承诺的一部分就是垃圾分类。陈立雯表示，2010年走访这些社区的时候，没有发现根本性变化，居民知道垃圾分类，但再细致的问题就不知道了。10个居民中可能有一个能把厨余垃圾正确地跟其他垃圾分清楚。2010年，在垃圾焚烧反建等压力之下，北京市开始了新一轮垃圾分类试点，2010年600个社区，2011年增加了1200个，2012年又增加了600个。2012年3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有一条关于垃圾分类不执行或执行得不好是有罚款的，但这个法条没有很好地执行。

    垃圾处理：终端的尴尬

    据自然之友的调查报告数据，北京市目前有20座垃圾填埋场。自然大学陈立雯介绍，垃圾末端处理经历了80年代的随意填埋，90年代中后期开始卫生填埋，2000年以后计划焚烧，2003年左右，因为土地资源紧张，并且政府认为垃圾填埋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方式，开始建设焚烧设施。

    在垃圾处理的整个链条终端，自然大学和自然之友等机构主要做一些参观调研，以发布调研报告的形式参与其中。“其实参观的效果是很好的，我的同学知道我是自然大学垃圾学院的，就很感兴趣跟我过来，当看到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后，很多人都惊呆了。”垃圾学院的一位志愿者对记者说。

    “我们能做的还是太少，但是亲眼所见和数据积累，能反映很多问题，也能让人直观的感受到垃圾在我们周围是多么可怕。”张凯如是说。

    记者来到昌平小汤山附近的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当天，天气极好，如果只从视觉上来看，蓝天白云树影婆娑，仿佛再惬意不过。但刚下车就被明显的臭味包围，而这里距填埋场还有4公里左右的距离。

    在阿苏卫的垃圾处理区域，除了环卫集团的填埋场、污水处理车间，还有另外两家，堆肥厂和沼气发电厂。设计建设的焚烧厂已经因附近居民的反对叫停。

    填埋场的工作人员赵女士介绍，整个填埋区在42.8公顷左右，1994年投入运行时，设计日处理量2000吨，但现在每天进入的垃圾大概有3000吨，分别来自昌平、东城和西城。来到这里的生活垃圾是直接填埋，没有分拣。赵女士表示，还是希望从源头就进行分拣，在终端的话，工程量实在太浩大了。这个填埋场预计还能使用五六年，填满后将封场绿化，之后再扩建或另找地方还不知道。被叫停的焚烧厂要建设的原因之一也是减少填埋场的压力。

    垃圾处理本身就不能依靠一种方式去解决，完全依赖焚烧和完全依赖填埋是一样不科学的。“现在本来就站在一个垃圾分类的岔道口，如果建起了大量焚烧炉，还有什么动力和压力去做垃圾分类呢？都一烧了之了。”陈立雯说。关于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的规划，北京市每个五年计划都会提到，十一五规划了21座焚烧炉，十二五时改成9座，但规模变大了，其中有来自群众反对的压力。

    自然之友张凯也认为，搭建焚烧厂与垃圾分类工作是相悖的，焚烧厂不是一个分类处理的模式。“公开数据是每天处理1600吨垃圾，但据我所知这里每天收到的垃圾是1800吨。”超过预计处理量，说明可能燃烧得不够充分，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增加，而且烟气处理也不够。另外焚烧厂建在那么远的地方，每天从市中心运送垃圾过去，成本是非常高的，完全可以把这个钱投入到垃圾分类的前端。”（本报记者 王会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