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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骆锦强,因为从小在打工子弟小学读书,所以很早就接触到公益活动。当时并没有公益的概念,后来在公益机构工作,才开始认真思考。直到现在,我想我了解打工子弟学生需要什么,也许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 童年的辗转 随父母从安徽来京后第一所学校在丰台郑常庄,那时候我十岁,读三年级。那之后经历了4次学校被拆、重建、被关、转学。 初一的时候因为学校被关转到另一所经过审批的民办学校,但在这里读了一个星期就走了,因为父母觉得离家太远不安全。又到了新学校,因为不熟悉环境等原因,我的学习成绩很糟。 那时候,农民之子在我们学校做夏令营,我去参加,跟他们一起讨论、发起了燕山学堂,我是第一批学员之一,也是农民之子的核心志愿者,没事儿总往他们那儿跑。一到周末就跑很远到昌平参加活动,自己的零花钱都去充地铁卡。父母也不反对,觉得小孩子只要不捣乱学坏就行。当时并不知道公益是什么,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可以学点东西。 一次出走 初三面临毕业后继续上学还是工作的问题,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没有概念,我还去过一个技校学厨师,做了一次饭,但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而且读技校对家里来说压力有点大。正巧当时农民之子做公益培训,我就继续参加,既做学生也做志愿者,沟通组织同学们做城市越野、社区走访。当时的想法只是非常想了解这个世界。 刚满十八岁后,通过老师介绍,去了花旦工作室,这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主要通过参与戏剧工作坊,发掘孩子自身的潜力,提高软技能。2011年,我负责做进入社区的儿童项目,每周一次,一共做七次,然后结束。时间久了,我开始觉得有些难过,这种项目是不可持续的,它就像给孩子画了一幅很美好的图画,在他们刚看清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撤走了,美好的气球突然破裂,这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然而对孩子到底有怎样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我在想,这跟自己当年所经历的不是一样的吗? 我上小学时所接触到的公益就是经常有人来给我们捐赠,每逢这种时候我们就去排练、去大太阳底下列队欢迎,但捐的东西大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种公益活动对于个体的孩子来说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什么?那时候身边的同学说:“做公益的人来了就说好话呗。”孩子是很天真的,觉得怎样讨老师和大人们喜欢就怎样说。所以可能你觉得自己做的是好事,受助人也想让你以为自己做的是好事,某种角度来说,是学生在哄你。 我反复思考,我们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解决了什么问题?看着跟当初的我一样的孩子,这种挫折感更加强烈。自己说服不了自己再继续下去,于是不想再做这样的项目了,去年做完夏令营后便辞职走了出来。 青少年艺术社区 那之后,我也思考了很久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刚开始设想得特别丰富,后来也被朋友泼过冷水,才明白公益并不在于你办成了一个什么东西,而是需要找一个点开始慢慢深入。我的切入点就是中学生。经历过在打工子弟学校读初中的阶段,我很明白这个时间段对孩子来说有多重要,而我们大多数社会组织关心的是幼儿和小学生,涉及初高中阶段孩子的相对少很多。 最初的想法是做纪录片,让外界更了解他们。但筹集资金的过程很艰难,也去过一些基金会,大多数因为觉得项目不好或者担心政治敏感等问题没有接纳。后来接触到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在做的职工服务公益孵化项目,跟他们谈得非常好,回来就发奋努力写了项目书提交上去。项目也从最初的纪录片转变为艺术社区。 我们的“心声影像工作室”不是注册机构,本不符合要求,但看到我那么用心做的项目书,基金会决定让我参加评审,并且得到了来自各方的专家的认可,但当然还是要有一个挂靠单位,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东城区助人社工事务所。这让我非常地感激,觉得突然看到了希望。 为期一年的项目,基金会提供人员、材料和设备所需资金,但考虑到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我从自己的人员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准备在我母校附近的社区租一个地方,6月底就正式开始进行活动。 这个社区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和青少年一起工作。从我的母校寻找15位学生自愿参加,由艺术家、初中生和我们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一个团队,共同进行内部管理,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展现打工子弟的生活。此外,还有一些能力培养的社区课程。一方面想让这些学生了解具体操作一个项目,尝试各种挑战,培养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也接触影像、音乐、戏剧等各种艺术的学习。工作成果出来后,再继续向社会推广。除了锻炼能力之外,这也许能为他们以后的发展提供一点更实际的帮助。 公益有很多形式,我们的项目也不只局限在社区。比如最近和一位英国朋友合作搞的音乐故事三轮车,收集不同人的故事,配上音乐,让上班的人在往返地铁与家门口之间时,到三轮车上戴上耳机,听听别人的故事。三轮车还设置了公共微信账号,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故事用声音、文字等形式发给我们,来讲给别人听。孩子们也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用不同的方式了解世界。(骆锦强 口述/王会贤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