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监委不是一个公众直接监督的组织，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专业性的监督组织，它是一个专业性、建设性的平台，是以真实客观、理性分析为基础建设的平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6月1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会社监委”）从2012年12月7日成立以来，一直备受关注，来自社会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质疑声也从未间断。舆论之下，社监委一度被描绘成红十字会的公关部，也有公众指责社监委没能发挥实质监督作用。

    6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红会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4名委员出席，分别是黄伟民、杨团、金锦萍、袁岳。按照社监委章程规定，此次发布会将6月9日社监委的首次年中工作会议内容向媒体披露并回答媒体提问，这也是红会社监委成立以来的首次媒体沟通会。

    16名委员变15名

    王永去职新闻发言人

    成立之初，社监委主要邀请包括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体等各界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其委员，首批社监委委员共计16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永被委任新闻发言人。 

    当天发布会披露，已有一位委员离开，目前社监委委员数量为15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武警部队后勤部副部长、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请辞。对于请辞原因，杨团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郑静晨辞职与社监委压力无关，是由于他自身工作职务调整，没有更多精力来进行社监委工作。”

    而新闻发布会只有4名委员出席，作为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的王永并没有出现在发布会现场，对此外界称他已不是社监委新闻发言人。黄伟民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这次会议出席委员人数都是自愿的，王永他因有自身工作出差在外，没能参加这次会议，他现在也不再是新闻发言人，社监委新闻发言今后都由我来牵头协调各位委员接受采访。”

    对于王永作为社监委新闻发言人期间的评价，黄伟民说：“王永作为新闻发言人通过微博发布相关信息肯定是经过社监委授权的，但他自己的有些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今后社监委新闻发言工作我将承担大部分，并协调各委员做好。”

    遇新证据就建议红会

    重查郭美美

    对于外界一直关心社监委是否会就重启郭美美调查作出决定，在此次社监委年中会议上有委员提出要求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但未能对是否重启调查郭美美事件作出表决。社监委认为，郭美美事件已经由国家司法机关作出了调查结论，如果有新证据出现会建议红会重启郭美美调查。

    “在本次社监委年中工作会议上的确有委员提出要重启郭美美调查，但社监委并未就此进行表决，社监委并不是一个执法机构，如果要重启调查，社监委如何进行调查是一个问题，社监委只能建议红会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调查，但前提是需要有新的证据，对于郭美美事件红会已经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过调查结论，社监委欢迎广大公众提供相关新证据。”金锦萍委员说。

    2011年7月，由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商红会及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查。2011年12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对外公布“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简称“商红会”）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也没有设立“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职务；郭美美未在商红会及其合作企业王鼎公司、中红博爱公司中任职。商红会的“博爱服务站”项目不涉及公众捐款和红十字会资金，中红博爱公司的银行对账单及财务支出明细均显示该公司未向郭美美支付任何费用。因此，郭美美其人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无关，郭美美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和项目资金无关。

    “之前已经有执法机关作出过相关调查结论，尽管现在公众对事件还有质疑就应该出示相应证据，如果有新的证据出现我们肯定会建议红会就新的证据展开调查，目前社监委并未获得相关证据，不会建议红会重启郭美美调查。”袁岳委员表示。

    对于社监委为什么不能像调查“成都红会捐款箱发霉事件”一样主动调查“郭美美事件”，黄伟民说：“两件事虽然都和红会有关联，但成都捐款箱发霉事件易于调查，郭美美事件涉及多个层面和部门，跨度很大、层级很多、历史久远，不是一个社监委出面就能调查完成。社监委已经形成决议，待有新的证据之后会建议红会重启郭美美调查。”

    在场委员回应网络质疑

    在场四位委员除黄伟民外均或多或少被质疑过，发布会上他们分别给出回应。

    对于委员金锦萍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她虽然辞去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员的职务，但现正仍担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红会的直属机构，这两个机构有直接关联。

    金锦萍回应道：“不管是红基会理事、社监委员这两个都是志愿行为，我不在其中拿任何报酬。有人说红会和红基会是有关联的，但我认为这两者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机构，研究了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的区别之后，在这两个机构里都只有我在做利益输出，我觉得红基会的理事身份不会影响在社监委的角色发挥，反之我还更懂得了红会一些运作方式，更有利于社监委委员的角色发挥。如果我以这种志愿方式在红基会和社监委任职公众还有质疑，我可以考虑辞去社监委委员一职。”

    2012年，袁岳的公司零点咨询研究集团承接了红会“博爱家园”项目自评阶段的设计工作，并按照当时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收取设计费用，共6万元，因此袁岳被质疑是否与红会有利益关联。袁岳表示：“公司承接红会博爱家园项目评估时，自己还并不是社监委委员，担任委员后自己也作出了反思，觉得和红会还是应该保持无利益关联为好，所以自己将承接红会项目收受的6万元退还给红会，得到红会的应许，该项目公司将免费进行。”

    对于委员守则中提到的要求委员与红会无任何利益关联，袁岳称自己在担任委员期间和离任委员后三年内不会再承接红会的任何项目。

    对于杨团的质疑，则是因为她长期担任着红会改革课题的研究工作。“在担任社监委委员之前，我就一直在研究红会改革的课题，对于社监委委员我是有纠结的，并且纠结过很长时间，但现在我觉得正是因为我长期研究红会相关课题使我对红会了解更深、更多，原先红会确实让我们干一些事情，但成为委员后我可以建议红会干一些事情。”杨团说。

    “专业桥梁、建设性平台”

    在6月9日的社监委年中会议上，“专业桥梁、建设性平台”这一定位被提出，有委员认为这个定位更加清晰。

    一直以来，社监委以“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的形象示人，所有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但随着质疑接踵而至，“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的独立性表现在哪里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社监委委员都是各行业的专业人士，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专业和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第二，独立性就表现在我们这个群体的讨论是我们自己的讨论，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后作出的决定，没有别人强加于我们。第三，工作方式是独立的，经常看着哪里有问题，我们会提建议和意见，工作方式是我们自己把握的，是独立的。”杨团解释说。

    杨团也坦言，社监委要说真正独立也是有限制的：“我们不是监事会，没有得到会员代表大会的授权去监督理事会，顶多能够用建议的方式，不能说理事会你的决策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的权限只是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社会监督委员会，执委会是理事会的一个执行机构，角色就是搭建平台，包括通过公众和媒体交流，目前这种探索还在进行中。”（本来记者 张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