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时报》：此次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School of Social Work, Rutgers University)访问团一行中既有任职教授，也有学生，那么这次在中国的访问目的是什么？

    波蒂克：这次前来的主要目的是交流，了解中国的慈善文化与社会工作环境。近些年，我们和中国建立了很好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与华民慈善基金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并于去年在学院内创建了华民研究中心，致力于中美社会福利和基金会交流合作方面的学术研究。

    而今年已经是第三年有我们的学生共同来到中国了，平均每年都有不超过25名的学生前来。今年有15名学生和我们同行，原本有40人报名参与，他们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选拔才被选进了这个项目，我们要考察他们的累积GPA（成绩平均绩点）、推荐信和个人理由陈述。

    ，项目教育学生，我们也从访问中受益，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给在场的人带来收获。要做到最后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认为，相互间的学习与尊重尤为重要，这是我们的文化所注重的。

    《公益时报》：听闻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在中国开展了一些项目，开展这些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波蒂克：是的，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内，我们学院与中国的许多院校签署了备忘录，不少合作都在计划当中，这其中有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和华南科技大学。我们的目的是持续地向中国提供研究、培训及教育的信息，以期有助于中国公益力量的成长。

    例如，我们学院下面的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ies)，由执行主任安迪·葛麦（Andy Germak）领衔，其使命是通过培训和系统建设，为提供人群服务的从业人员和组织培养专业能力。去年12月，这个研究所很荣幸地与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一道向中国35家NGO和基金会的管理者提供了TOT（针对培训师的）培训；今年5月，我们又邀请了30名NGO和基金会的管理者亲临罗格斯大学，参与NGO管理者培训项目。据我所知，我们应该是美国唯一一家与中国开展此类切实培训项目的学院，我们也许是开拓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培训人员也开始逐渐了解中国的文化、慈善氛围与NGO现状。

    我认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社会工作的走势一定是趋于全球化。这意味着，社会工作必须要基于当地的文化，必须要找到适合当地文化的工作方法与模型。这更意味着，学科间的、跨学科的合作变得尤为重要。只有集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工作者，让他们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一同合作，才能为现今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出最全面、最丰富的答案。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重点是为弱势群体、贫困群体和缺少改变自己生活状况机会的群体解决问题，跨文化、跨学科的社会工作者必定能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

    《公益时报》：为何将中国作为这种跨文化合作的起点？

    波蒂克：这个答案也许十分简单，因为我们被邀请前来，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首先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意愿。当然我们与其他国家也开始有项目，但在中国的这种交流给我们的感觉很好，因为我们的对象十分愿意参与合作。

    虽然是有邀请在先，但中国作为合作对象也另有原因。美国的第一个社会工作学院成立于上个世纪初，而中国则在2007年，它参照了许多美国的模式。作为学科之外，社会工作更是一门职业。所以，当一个国家参照美国模式创建了一个新兴职业，我们非常愿意观察这个过程。而其结果并不一定和美国一样，所以我们也愿意以合作的方式研究这种模式如何能真正适用于中国。

    这是我本人第一次来中国，但我已经看到这种合作取得了效果。华民研究中心的黄建忠博士与多家合作院校发起了一项研究课题，为中国社会工作中出现的有关募款、税收与儿童福利等疑问一一做出了解答。

    《公益时报》：如你所说，中国的社会工作领域处于起步阶段，你认为如何能够提高公众对于社会工作的认识？

    波蒂克：将社会工作发展为一项职业，这是一项长久性的任务。即使在社会工作已经诞生了百年后的美国，这项职业仍然需要发展。在美国，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说，社会工作的薪水仍然较低，公众对于社会工作的内容及其复杂性也不尽了解。在许多人眼中，慈善工作与社会工作也并没有上升到是一门科学性学科的高度。在美国，发展社会工作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要呈现社会工作的有效性，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能够有效展开，我想，在中国也应如此。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工作系统急需专业化。今天下午在人民大学的时候，一名学生问我美国社会如何看待社工。我的回答是，在美国，拥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和上岗执照的社工在NGO中的地位很高。通常，他们都作为机构中的管理者。例如，在我们学院，从本科生直到博士生的社工科学生就有1500名，而在家庭研究所，每年更有2至2.5万名社工在接受我们的项目培训，许多毕了业的研究生还愿意回来花钱学习更多知识。这样一来，我们社工劳动力的专业程度很高。培训、教育与研究，我相信这是中国实现社工领域专业化的主要途径。

    《公益时报》：美国的各级政府如何支持有关社会工作的教育系统？

    波蒂克：我们的大学教育分公立和私立。罗格斯是一间州立大学，所以我们能获得新泽西州公民的一部分纳税。而私立大学大多靠私人捐款。当然，所有学校都是收取学费的，只是公立大学的学费偏低。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对学校的支持会有所削减，所以教育机构的领导也通常背负很大压力，通常会展开各种手段发起募捐，好让更多的人能享受教育。作为学院院长，这正是我的责任之一。

    《公益时报》：那么，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筹款工作是怎样的？

    波蒂克：过去，我们学院的捐赠纪录非常低，按学生人数计算，捐赠率一直在5%以下。在过去的10年间，最多一年的捐款人数也只有区区17人，而这10年间则一共毕业了400个班级。从去年起，我和学生会共同发起了一项“学生支持学生”计划，让其中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参与这项活动。他们号召和发动每个科系和身边的学生向学院的奖学金捐款，所有科系均有参加，总共捐出了8个名额的奖学金。其中，“募款与营销”这个班级的学生更是将这项活动作为了课程项目来做。

    外部机构考察校内捐款往往看重的不是捐款总额，而是捐款人数比例。而我们这项计划在去年的捐款率就达到了47%，这使得外部机构认为，我们的学生珍视在这里的收获，因此才有如此高的捐赠率来反馈学院。而今年，捐赠率已经上升到53%，更重要的是，其中有21%的人是第二次捐款，今年我们已经募集了11个名额的奖学金。

    作为学院方，在校内建立公益氛围，让学生有目的地捐款，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的捐款活动不仅被其他院系所效仿，还被作为最佳案例登在校内的刊物上。

    《公益时报》：作为职业，中国的社工还得不到充分的重视，你对此是否有所建议？

    波蒂克：在中国走访的这些天，我知道在中国，社工专业毕业生不从事社会工作的比例惊人的高，这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新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肯定不是单方面的，我们还没能彻底地了解。

    我只能告诉你美国的现状。在我们学院，接受培训的学生到这里来都是有非常积极的从业愿望的，而并不是将社工岗位当成一个跳板。并且，我们有一个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这样的组织，他们长期倡导并游说政策制定者为社工争取最佳的薪酬待遇。坦白地说，社工的薪水是要比企业里的低，我们也不可能把社工变成薪酬最丰的职业，但我们尽力而为。此外，我们从联邦政府直到县一级的政府都尽力支持社工岗位，NGO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补贴比例相当的高，并且这些政府部门本身就招收社工。（本报记者 高文兴）

    人物档案

    在罗格斯这所新泽西州立大学任教31年，凯思琳·波蒂克博士（Kathleen J. Pottick）不但在教学成果上享有盛名，并且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学者。凭借其丰富的经验，2011年7月，她被任命为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2013年6月，波蒂克博士率领学院一行前来中国作交流访问，这是她本人第一次造访中国。上图为代表团作客公益时报社时，波蒂克博士欣然接受了中方馈赠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