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地震据称有170万名志愿者进入灾区，“中国志愿者元年”一说由此产生。时隔5年后的芦山地震，志愿者通过新媒体更为迅速地组织物资前往灾区，却面临了“导致交通拥堵、给灾区添乱”等指责，以致后来者需要取得官方严格控制的通行证，连红会的女掌门也不例外。

    毋庸回避，在黄金72小时，自发无序的志愿者车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救援部队的推进。毋庸回避，如愿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很多时候实际上无事可做。媒体甚至爆出了部分志愿者因“无用”而被当地老乡驱逐的新闻。

    一时间，关于志愿者无用与有用的争论遍布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业内人士则纷纷就“志愿者如何才能有用以及应该怎么用”发表高见。这些声音虽然角度和力度有所不同，但不约而同都把志愿者放在了一个需要主动反思和被动接受教育的位置上。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看到在芦山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微博信息数以十万计，公募基金和NGO纷纷投入募捐大赛，民众救灾热情空前高涨，但与此同时却鲜有官方渠道提醒高度动员起来的民众关注一个基本事实：此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只是汶川地震的1/32。志愿者由此在第一时间形成了关于受灾严重程度和所需人力、物资的误判。这也直接导致后续大量物资闲置甚至被就地焚毁的极端案例。

    我们也看到在黄金72小时，集万千信任于一身的壹基金，其在现场的百人团队也只救助了6名伤员。我们还看到当地政府对于地震损失的估算远远超过了现场媒体所能认可的程度，并且迟迟未能就灾后重建提出指导性的计划。

    因此，如果换一种角度，我们不妨认为，芦山地震的志愿者难题，实际上是被充分动员和释放的民间爱心和行动力，对相对滞后的民间组织定位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隔空喊话，是新媒体助力下志愿者的快速反应，倒逼缺乏准备的NGO组织的协调和组织能力，甚而倒逼缺乏意识的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

    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志愿服务是指个人不为物质利益报酬而自愿捐赠自己的时间、技能、资源和智慧，从事公益利他性的非职业化援助、社会服务和行动。如果单纯以专业化的高水准来苛责芦山地震的志愿者，或者以“玩”和“旅游”等不严谨的推断否定90后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显然有失公允，特别是在尚不具备“专业性”标杆的环境中。

    芦山地震关于志愿者的争论，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志愿者团体在中国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中国NGO组织尚不成熟，常常因为筹资和具体实施的困境而无法维持，不少NGO仅有一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大量对组织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专业工作由志愿者承担，包括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另一方面是志愿服务被长期边缘化，志愿者许多情况下成为免费或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

    按照国际通行的分类，志愿者分为基础志愿服务(Hands on Volunteer)、技能志愿服务(Skilled Volunteer)和专业志愿服务(Pro Bono Volunteer)三类。迄今为止中国大部分的志愿者还集中在基础志愿服务层面，虽然部分专业组织已经开始导入技能志愿服务，例如心理咨询和自闭症儿童康复等领域，但战略规划、人力资源管理、筹资、市场推广和法律咨询等专业志愿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

    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尚未出现可以有效对接企业专业资源和NGO组织需求的成熟平台，另一方面也与中国NGO长期以来对于志愿服务存在的认知局限有关，尤其对习惯于组织志愿者开展一些简单社会活动的草根机构而言，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接受专门来“指手画脚”的专业志愿者，专业志愿者的职业习惯也与草根机构的感性特质格格不入。

    好在凡事皆有定期。随着志愿精神和NGO组织的不断发展，我们不难预见专业志愿服务在中国的美好未来。事实上，中国已经有机构借鉴国际经验，开始为志愿者提供领导力培训，也有一群年轻的专业海归正在为NGO开展免费的战略咨询。

    也许只争朝夕的社会节奏和生活方式，使得有用已内化为我们的潜意识，我们习惯于以此单一标准去判断纷繁复杂的人和事。但“有用”与“无用”充其量只是相对的状态。身处不断重构和解构的时代，面对屡屡被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所撕裂的社会，志愿者这种无用之用的热情和行动力更显得弥足珍贵，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了中国公益事业的未来发展。   （流水今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