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做慈善是为了形象。到今天，我相信，你们也相信，已经不是为形象为宣传。我已经做了三十年，到今天是身后的影迷推着我去做、朋友推着我去做。实际上这个慈善基金会做起来是个很痛苦的事情，你要承诺，你要负担，是一辈子的事情。”5月29日，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图书馆，成龙对《公益时报》记者坦承了在慈善路上走到今天的心得。

    事实上，作为明星社会形象经营的不可或缺部分，明星利用出席慈善晚宴、做爱心大使、赈灾义演、捐钱捐物等形式参与公益慈善，细数下来，形式也不外乎就是这几种。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明星们早已不满足在做公益的时候草草了事。范冰冰“爱里的心”，陈坤“行走的力量”，伊能静的“静心图书基金”，明星们开始在公益路上亲力亲为，发起活动，成立自己的专项基金，再到完全自己注册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会，明星们的慈善之路也世易时移不断发展。其中一些对公益工作投入多的明星，俨然有跨界公益人之态势。

    随着明星中的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专项慈善基金，注册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方式也开始出现，虽然目前来看数量屈指可数，但这也可被看做明星公益当下的最高级形态。李连杰的壹基金、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最新的一个刚刚诞生——5月27日，李亚鹏王菲夫妇的嫣然天使基金也在香港宣布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会·香港”，开通了海外募捐平台。这些基金会成立的初衷不同，定位不同，在公益慈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日前，《公益时报》记者对这些明星公益慈善基金会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和调查，试图还原这类比较特殊的公益组织的运行现状，揭示他们的付出与挑战。

    定位不同 道路不同

    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明星热衷于这一领域，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拥有了自己的专项慈善基金。但注册成立慈善基金会的，目前来看屈指可数。李连杰的壹基金、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最新的一个，是5月27日李亚鹏王菲夫妇的嫣然天使基金在香港宣布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会·香港”，开通了海外募捐平台。这些基金会成立的初衷不同，定位不同，在公益慈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关廉明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当初成立这个基金会有些机缘巧合。“我这个团队搞百人援藏工作，工作量大、队伍大、事项大。做完后韩红觉得效果好，想实现三部曲——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百人援疆，做成系列的活动。可如果仅仅按照那时团队的管理和执行能力，是很难把这个持续下去的。当时李健（现任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有个提议，说干脆我们成立个基金会吧。韩红说，我们能不能成立基金会？结果一打听，可以。可以就成立了。”

    事实上，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成立也是发展需求所致。5.12汶川地震时，韩红前往灾区救援、慰问,亲眼目睹了自然灾害的残酷，更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暖。为了持久有效的参与救援，由她主持，多名志愿者参加的“韩红爱心行动”在那时成立了。之后的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云南盈江地震，每次灾后第一时间“韩红爱心行动”都立即响应，为抗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捐款捐物。

    随着“韩红爱心行动”的不断进行，积极响应要求捐赠的个人和企业也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自发性的群众公益活动得到规范，怎样更加专业、有效地履行“韩红爱心行动”的使命，怎样依法公正地使用捐赠资金、落实社会各界捐赠者的意愿便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2012年5月9日由韩红发起，17名社会各界理事响应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在北京宣布成立。

    关廉明告诉记者，能在北京注册成为非公募基金会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尽管法律没变但政府转变了管理方式，北京民政局既是我们的主管单位也是我们的登记单位，如果在以前是不会这样办的。而且以韩红个人名义注册的基金会，有名誉担保，相对来说民政局是放心的。“目前基金会比较受诟病的还是信任程度，以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有利有弊，基金会做好了名人形象更好，但受损也会牵连到她个人，所以会特别小心谨慎。”

    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不同，阳光文化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会·香港”这两个明星基金会都是在香港注册的。

    阳光文化基金会是由吴征、杨澜夫妇捐资，于2005年注册。基金会以传播慈善文化为目的，以机构对机构的模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慈善活动。“在香港注册基金会，一开始是要注册一个公司，如果你所做的都是非营利的，再去申请一个税收豁免状态，每年香港税务署都会公布数据。在香港，每年都要接受专业的审计师审计，而在这一块，我们是购买了专业的行政、财务、人力服务的。”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阳光文化基金会副秘书长高广深如是说。

    同是在香港注册的“嫣然天使基金会·香港”可以说是明星基金会里最年轻的一个。5月27日，嫣然天使2013慈善晚宴在香港举行，晚宴的主旨是庆祝“嫣然天使基金会·香港”正式成立，以及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成立一周年。嫣然天使将在香港开通海外募捐平台，为关注中国出生缺陷患儿生存现状、期望帮助中国儿童的海外爱心人士和机构开拓一条国际募捐通道，让海外捐赠者能够方便快捷地帮助嫣然天使，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拥有微笑的权利。当天的嫣然慈善晚宴总共募得5619.6万港币,创下香港慈善晚宴拍卖最高纪录，而募集到的所有善款将全额用于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建设和运营。

    不论是在北京注册，还是在香港注册，成龙、韩红、杨澜、李亚鹏似乎都没有像李连杰那样为基金会的身份犯愁过。

    2005年1月，经历了印尼8.9级大地震，劫后余生的李连杰在为拯救东南亚海啸灾民发起的筹款活动中，决定发起成立“壹基金”，倡导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钱。从那时起到2007年4月，把壹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再到2008年10月，非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身份，曾是一心想做公募基金会的李连杰最头疼的问题。

    直到2010年11月25日，时任深圳民政局局长的刘润华向壹基金抛出了橄榄枝。整个注册手续只花了7天时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这其中曲折、个中滋味，除了李连杰自己，也许别人并不能体会。

    项目和决策 理事会拍板

    圆梦“公募”的李连杰，已然不插手壹基金的具体事务，他更像是一位精神领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自己也强调，走向公募就要“去李连杰化”。“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谁是李连杰并不重要，壹基金永远传承下去，这样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理事会是三年一届，民主选举，而且必须是个人意愿。基金会希望经历磨合期后，将来能够形成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谁来都可以继续承担责任。

    与李连杰一样，成龙也将基金会的项目选择、决策等事务交给理事会。

    “我不会参与决策，大概他们会跟我讲一讲，我们会捐给谁谁谁。我说，哦，知道了，不够钱，我给。就这么简单。”成龙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而对于基金会的募款，成龙也曾经历过跟朋友开口的过程：“有时候我出去很难，怎么开口说？你捐一万块给我成龙基金？会很奇怪。这就形成了我不好意思，所以算了，自己捐。”

    相比成龙的放手式管理理念，在基金会项目的决策上，杨澜参与得很深。据高广深介绍，阳光文化基金会的项目杨澜都会参与。此外，她还会参与一些其他的公益，比如联合国世界儿童基金会的中国形象大使，特殊奥林匹克的全球形象大使等。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在刚刚过去的五月迎来了一周岁生日。作为发起人，韩红也许对成立基金会后，自己的身份变化感触更加明显。尽管基金会的每一项活动她都会参加，但现在和以前不同的是，事务性工作她不再参与。“基金会没有成立之前，她有很多事务性工作，包括找朋友募款、买些什么东西等等。有了机构后，这部分工作便由基金会管。”关廉明告诉记者，“现在，当有事情发生，韩红首先会发邮件给理事们，让大家拿意见，但最终决定权不在韩红那里，我们有立项委员会，由理事来决定。”

    成长的烦恼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关廉明也坦陈了基金会成立后的“困惑”：第一件就是关于基金会的业务发展方向以及战略规划。

    “起初我们是没有想好的，基金会的宗旨确定的太大了。基金会成立后，我们接到很多求助电话，各种各样的。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开始思索，究竟要帮哪些人？怎么帮？反思之后，我们把这些年做过的公益项目重新总结，最后得出：还是要做专业，考虑更好的公益效果和自身优势。作为明星公益，我们有影响力、号召力，还要有落脚点。”

    经过总结经验和探讨，基金会将未来工作的主要方向定为——复明工程。原因是：之前做的项目积累了经验和资源，并且有这样长期的项目就可以和想伸出援手的人建立长期合作。

    事实上，如果不是发生了4·20芦山地震，基金会的眼角膜捐献公益合作论坛已然召开。基金会计划联合全国20家眼库，搭建眼角膜捐献公益平台。“我们并不是设立眼角膜摘取和移植的中心，而是一个平台，和医院各有分工。医院不好劝募，并且劝募也不是他们擅长的，由公益组织担任这样的身份会更合适。”关廉明告诉记者，他们原本想在召开眼角膜捐献公益合作论坛之后，探讨出合作的模式方案，就将这个项目推出。当然，现在虽然项目推迟，但还是会做。

    阳光文化基金会在成立之初也经历了多方面参与、辐射范围庞大的过程。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从社会需要的迫切性和本身的优势经验出发，将项目聚焦在两大项目：阳光慈善——推动中国的慈善公益文化，阳光下成长——主要是为缺乏机会的孩子提供艺术教育。

    高广深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杨澜在国际方面的影响力，让基金会的国际合作受益很多。我们做艺术教育，杨澜的朋友有很多艺术家，这方面基金会同样受益很大。目前，基金会一个资源是手里的资金，另一个就是杨澜的时间，怎么让她的时间变得更有效率，是很重要的事情。

    同样是关于效率，理事们给基金会提出了不少挑战。高广深说：“做一个项目，成功，第一是有效，第二就是有没有效率。相同的钱是不是做得更好？相同的效果是不是花钱更少？这个问题理事给我们的压力比较大。比如做一个项目要引进专业人才，理事问：可不可以用志愿者代替？我们就要解释，有哪些我们尝试过了，为什么做现在的这种选择。当然，理事就是要做这样的挑战，这是治理结构里比较好的互动。”

    相比之下，唯一具有地方公募资质的壹基金在解决了身份问题后，也并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了。4·20芦山地震发生后，壹基金收到总额达3亿多元的捐赠。然而，当资金池膨胀后，新的问题来了：这么多捐款汇聚一家，对壹基金的运营能力形成重负。政策上10%的成本红线和70%的慈善支出底线，要求壹基金不得不以最少的成本完成巨大的慈善项目。

    壹基金秘书处秘书长杨鹏曾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壹基金筹款2.45亿（当时）的消息被广泛传播后，很多人担心其消化能力。但事实上，按照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三个阶段的不同分配数额，壹基金甚至需要筹措更多的钱。

    钱花到哪里不是问题，困扰杨鹏的是没人帮他花钱。秘书处的当务之急是要在3个月内制定出本年度8000万的新增预算并在3个月后执行，对一家全职员工不到40人的基金会来讲，这是一个关于内部治理的挑战。 （张雪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