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个由徐永光、王振耀、陈健民、杨团、冯燕五人发起论坛已经是第七次举办，这一次抵达江苏灵山之前，足迹走过北京、深圳、无锡、台湾和香港。这一次论坛的话题是聚焦社会体制改革，很多人在发言中将改革中的挑战来源指向政府。但事实上，这一次论坛的阵容和以往一样鲜有官员问津，封闭式论坛，发布内容需经过召集委员通过，今年是第一次向媒体开放。在上述前提下，论坛内容的传播效果确实受限。本次论坛结束前，有嘉宾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达成的共识受众是谁？面向谁传播？

    庞大的议题

    5月末召开的“第七次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会址选在5A级旅游景区江苏无锡灵山。最终确定的议程版本增加了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秘书长吴国平的开幕致辞，作为会议出资方，吴发言结束后即离席。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担任此次主题被定为“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的论坛主席。他的主报告阐述了在“2012年，中国人均GDP增长至6100美元，并朝着人均GDP1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迈进”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整体格局将迎来新变化，在国家战略、政府职能及社会理念等方面都将进行一次全面的转型”，而其中“慈善则构成了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力量”这一观点。

    论坛从早9点到晚6点，分为五个阶段：社会体制的定义与功能、政府的角色与功能、慈善行业的角色与功能、路径与解决方案、圆桌讨论。看似清晰的主题设置却因过于庞大和部分嘉宾的准备不充分而略显枯燥和发散。有嘉宾建议：大家关注的点应该具象一些，把这些点列成单子，再逐个讨论。

    讨论中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政府的角色与功能”环节，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娄胜华、台湾政治大学行政系教授江明修均被安排在此环节。各位介绍完政策环境后，主持人总结：中国大陆必须取消双轨制管理，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

    上海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马伊里不同意。这位上海市民政局原局长提出疑问：取消双轨制究竟是不是当下最重要的？政府不监管，社会组织归谁管？她认为港澳台的政府体系与大陆不同。在大陆，全面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是对老百姓的不负责。

    “（一旦放开登记）整个社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会乱一段时间。”马担心这段时间的混乱需要政府来承担责任。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随即反驳：政府不监管，还有媒体监管，公众的监管。他强调：“乱，是肯定的，是正常的，过去的乱是政府控制下的乱象，未来的乱是活跃。”

    直至探讨解决方案阶段，徐仍然以“社会体制改革最迫切的就是慈善体制改革”为主要观点，提出“该对官民一体、政社不分的慈善体制开刀”，并表示：“社会组织就应该优胜劣汰，该死掉的就死掉。”

    徐的发言将现场气氛带入高潮，有了“政府”这一统一出口，嘉宾们似乎很容易达成共识。而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则因时间关系没有得到发言机会，随后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适用于当代中国每个组织。 

    “闭门造车”模式的终结

    徐发言结束后，有嘉宾“起哄”：徐老师的发言给记者朋友提供了素材，你们别有顾虑，一定要原话报道！

    这是该论坛第一次向媒体开放。

    2010年1月5日，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由徐永光、王振耀、陈健民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台湾大学社工系教授冯燕五人发起。杨团为秘书长，每次论坛选举产生新任主席。目前，论坛经费来自社会资助，委托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管理相关资金。在论坛简介中可以看到：论坛每年召开两次主题讨论会，邀集第三部门、政府和企业界的华人代表参与，共商当下影响慈善格局的问题，拟通过建设一个坦诚高效的对话平台，聚合华人世界先进的慈善理念和创新的经验，引领并推动中国大陆慈善事业的发展。

    但事实上，论坛嘉宾仍以学者为主，鲜有官员出席。作为为数不多的有着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代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向秘书处提议，应加强与民政部门的沟通，建立一些渠道，邀请一些官员参与，尤其此次主题与政府密切相关。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的表述则更为直接：我们要想办法把观点传播到体制内去，所以邀请这么多媒体。前几次论坛运作成熟的东西现在也可以传播出去。

    2010年5月，百人论坛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论坛“富人慈善之道”，形成了富人慈善有利、有道、有责、有力的原则共识；2010年11月，在深圳召开第二次论坛“民间公益与政府责任”；2011年5月，在无锡灵山召开第三次论坛“透明度与公信力”，对慈善公益界透明度和公信力进行透视并形成共识；201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论坛“慈善与免税”，形成了税收让利于民间公益、充沛慈善资源的共识；2012年以“慈善与宗教”为主题在台湾举办第五次论坛，对慈善与宗教互为作用的良性发展形成台北共识；2012年11月以“跨界别合作：多元与创新”为主题在香港召开第六次论坛，形成了跨部门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取长补短，共享资源的香港共识。 

    论坛规定：向媒体和社会发布的内容需经召集委员通过，由秘书处执行。因此上述丰富的议题均很难在互联网找到具体信息。

    封闭式的讨论模式，加之很难吸引到官员，让论坛在社会中产生的影响受限。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一针见血：“论坛应该对自己进行评估了，我们讨论这么多东西，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该自我反省。不能再闭门造车。”

    “论坛不能今天一个主题，明天一个主题。要有死磕精神，盯住一个问题到真正有转变为止。”

    论坛结束前，依照论坛惯例，秘书处拿出草拟的共识交由与会嘉宾讨论。有嘉宾提出疑问：共识受众是谁？面向谁传播？最后，关于共识的意见被允许会后分享。

    实际上，“社会体制改革”的概念在我国被提出已经有一段时间。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解释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下，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

    200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主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为改革主体内容，其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是四大改革内容之一。

    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明确提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将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形成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等四方面的改革体系。由此，确定了我国未来社会建设的方向，为慈善参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理论环境，也为论坛上嘉宾们提出的慈善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但在论坛之外，具体执行上，学者、民间组织究竟能有哪些作为仍值得探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就此在微博上评论：“最近看三位慈善界人士在慈善百人论坛侃慈善体制改革，看得我直跺脚着急，因为离开中国大的政治社会改革，单独抽离出慈善体制谈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很不现实。如何根据中国本轮大的改革框架，开出适合总体步伐的慈善体制改革药方，是当今我国慈善界也是整个改革派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针对论坛本身，邓国胜则为其发展寻求途径：“政府一直在谈转移职能，让渡空间。但究竟该转移哪些职能？让渡哪些空间？这是学者可以向政府提出的，是论坛可以回应的。我们想影响公共政策，就得先吸引他们（政府），讨论他们关心的东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论坛闭幕前，王振耀迎来媒体对红会2000万事件的追问，他用“无中生有”四个字回应：国内缺少解决这类问题的机制。做出这些论断的人不需要付出成本，而他会勇敢面对，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属于公益界的尊严。 （张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