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冰

    5月20日，一场由政府、社会组织、专家、志愿者共同参与的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这是第一次社会组织以群体形式与灾后重建中涉及的主要地方政府进行的对话，双方都在试探着互相了解，试探着迈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第一步。

    “4·20”芦山地震后，民政部在4月22日发布《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不再公布民政部捐赠账号，也没有再指定几个固定的基金会来接受社会捐赠，而是鼓励个人和单位向任意有救灾宗旨的公益组织和救灾部门捐赠。

    当政府释放出积极信号，公众的爱心集结多了一份自主选择，捐赠向理性和自由回归。

    紧接着，一组截止到4月27日的数据多少让所有人对公益组织的表现刮目相看。根据基金会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的数据，全国共有115家基金会参与地震救援和确定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共募集善款和物资合计10.49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长。

    距离地震发生一个多月过去了，一道相同的问题摆在了每一家手握爱心善款的基金会面前：钱怎么花？汶川、玉树、舟曲……每一次伤痛过后，公益组织都在为这个问题试图寻找答案。“钱要花得有效，而不是越快越好。”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对记者说，这也是多家公益组织形成的共识。

    那么何为有效？“社会组织之间首先要有效协商沟通，形成共识，再在政府的统一规划框架下做出自己的选择，只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协同作战，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刘文奎如是说。

    一次尝试：政府设立接口

    地震刚刚发生时，往往也是志愿者和社会组织潮水般涌入灾区的时候，如果不能对这些力量进行有序疏导，那么可能造成负面效果。汶川地震后，四川省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的直接推动下，政府部门对接公益组织的工作在雅安地震之后迅速展开，这项工作交由共青团四川省委来负责。

    最先建立起来的是抗震救灾社会管理服务组联络组，但是马上，一个联络组已经不够承载工作需求，于是4月28日，由共青团四川省委牵头的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在芦山街头的雨篷中成立。它代表着四川省政府正式建立起一个与社会组织对接的接口，同时提供服务和有序引导。

    “当时除了做好保障和补给，我们还要做三件事儿，第一是报备，来的社会组织要在我们这里登记，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有什么资源，第二中心来进行有序派遣，第三是将灾区的需求集中形成项目主动去找社会组织对接。”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江海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江海回忆起震后的芦山中央大街很是感慨，“所有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大街上搭起一溜小帐篷，有的条件也比较艰苦。”于是，中心的负责人带着志愿者一个一个帐篷走，告诉社会组织新成立的这个中心是做什么的、能为大家做什么。“当时我们为很多志愿者提供网络、电源、饮用水和最新的消息，他们就非常感激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抢险救灾的志愿者逐渐离开，留下的是专业化、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所需要的就是更加深度的服务了，不仅仅是一杯水、一个电源、一点信息，他们需要的是知道灾后重建中政府的规划，他能不能参与进去。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可以投入灾后重建的办公场所。”

    面对这个问题，共青团四川省委为服务中心在雅安市免费提供了一个5000平米的办公场所。5月4日，雅安市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一边装修，一边开始投入紧急的招募和信息发布工作中。

    “光有中心还不够，还要有一个体系，在各个县都要建中心，乡镇建立服务站。”江海说。于是，芦山那个曾经的“雨棚办公点”也直接变为芦山县的服务中心。截至目前，雅安市已在一区六县建立起7个服务中心，负责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专门对接、承载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职能。

    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逐渐启动，中心所能扩展的职能范围也在加大，目前，雅安市服务中心已正式入驻壹基金、青基会、扶贫基金会、云公益、友成企业家等20多家基金会、公益平台，接收报备信息270余家。

    各家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协作所产生的能量也在发挥着叠加效应，服务中心将各家信息集纳后向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每天一汇报，特事特报，同时收回前方的消息和项目进行发布。

    再说长远一点，江海希望灾后重建几年后，这里能培养出一批本土的NGO。“就像一个孵化器，雅安的草根组织和志愿者们跟着这么多有经验的基金会交流活动，也会得到成长。”

    一次集结：社会组织协同作战

    政府留出了接口，意味着向社会组织抛出了橄榄枝，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结束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时代，协作沟通，统一发声。

    “汶川地震之后，我们都觉得做得挺辛苦，和地方政府沟通挺费劲，成本也挺高，最后还是各做各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那时候就觉得行业之间要沟通，和政府之间要建立一个好的对接机制，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各家社会组织集体发声。道理很简单，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每家基金会都去找政府部门，想想就知道他们的工作量，而且他们也搞不清楚你们谁是谁、都是做什么的。”

    地震发生后，刘文奎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几个人在雅安碰了个面。

    共识早已达成，至于行动就在地震后实践吧。“这五家先成立个简单的协调会，先把事儿做起来，同时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这个协调会就是行业内部先沟通好，灾后重建过程中有需求和问题统一提出。至于协调会的以后怎么走都慢慢来。”刘文奎说。

    在汶川和玉树的打乱仗，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同时公益组织资源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配置和最大化利用。社会组织协作意识的产生和协作机制的尝试，正在试探改变灾难面前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

    一次碰面：为了加深了解

    在芦山地震接受的社会捐赠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三家所持善款约占整体的40%，同时他们的所长又不在紧急救援阶段，针对灾后重建的实操型项目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所以资金流向也主要针对灾后重建。

    5月20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四川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上，雅安市及各县镇领导，当地NGO组织者、志愿者，雅安市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负责人等多方进行了碰面。

    会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邓超在做完灾后重建总体思路和规划的主题报告后就离场，留下各家基金会通报自己一个月来做了什么、未来能做什么以及对政府的期待，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灾后重建需求评估报告。

    这些颇有点自报家门意味的汇报究竟是做什么，列席的公益领域从业者各有各的理解。在几家基金会眼中，主要目的是为了台下一部分听众。“了解了发改委的大致方向后，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还是受灾县、镇一级的政府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刘文奎如是说。

    在对政府的要求和期待中，刘文奎直言不讳地指出“尊重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就是保护捐赠人的独立性”。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协力工场总干事贺永强抛出的问题是：“尽快出台相关规划，其中政府能拿出多少钱，资金缺口有多大？”

    这是两个有点尖锐却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地方政府大多并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社会组织，“地方最大的误区，就是钱，会认为基金会的钱应该纳入政府的统一规划。”刘文奎谈起汶川和玉树的经验这样说。

    会议最后，在场的各县级、镇级政府负责人每个人都说了研讨会后的感想，虽然对于这么多家组织的名目和类型有点发懵，但是至少认识在加深，双方的合作在向前迈进。刘文奎说，“今天的目的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