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冰

    芦山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刘奇看到了地震消息，他立刻拿起电话拨给四川绵阳，那里有他牵挂的一群人、一个地方——北川中学。“当我听到校长说‘我们正在上课呢，毫发无损。’我的心就放下了。”刘奇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说。

    随后大概9点钟，开始，陆续有记者前往北川中学，他们想看看5年前这所在震中新生的学校有没有经受得住考验，“那里也有长时间强烈的震感，但是一块砖都没有掉下来，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作为直接参与和实施人之一，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奇回忆起这些感到“真的很骄傲”。

    援建北川中学是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运作比较成功的公益案例。在2008年项目设立之初正赶上国际金融危机，大多数华侨的资产缩水，而国内为“汶川地震”捐款的热潮已经结束。在前期救灾资金大部分已支出，并且缺少大额捐赠机遇的情况下，基金会发起了“两个一”的捐赠活动，“我们鼓励归侨侨眷捐1元人民币，海外侨胞捐1美元。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73个国家和地区几十万人次的支持和参与，筹得2亿元的捐款。”

    这两亿元，分量格外沉，因为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等捐赠的指定基金会，承载的期许和压力也格外重。刘奇坦言，这部分特殊的捐赠群体，对于款项使用、项目运作的知情权以及结果的展示等，各方面要求格外高。“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意愿，让捐赠人满意。”

    北川中学有一面墙，当年捐赠1000元以上的捐赠人在墙上刻有名字，1元钱的捐赠者也有电子书记录，这也吸引了很多人回去找自己的名字。刘奇感到比较庆幸的是，目前还没有接到投诉说名字写错了。“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但也因为这样，捐赠人会感受到一种尊重，下次还会愿意捐钱。”

    《公益时报》：中国华侨基金会的筹款主要来源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和广大归侨、侨眷的捐赠，那么怎样保证筹款的效率和资金？海外同胞的捐赠意愿和对公益的理解是不是更加成熟？

    刘奇：主要服务对象是广大侨胞不意味着款项大多来自海外，事实上许多侨胞在国内有投资或资产，人民币进账目前还是主流。侨胞捐赠有三个特点：一是在自己的家乡捐赠，回馈父母、家乡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二是在事业所在地捐赠，回馈当地对他的事业上的支持；三是奖教助学比较多。我们在筹款的过程中，都会根据他们的特点设计公益项目，有针对性地募集善款。

    海外侨胞捐款大体上经历了由非理性捐赠向理性捐赠这个过程。侨胞对在国内兴办公益事业，此前主要是报效桑梓、刻碑留名、纪念先人等目的；现在除此外，还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追求和愿望，希望能在某一方面有所回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单纯地要回报社会、尽公民义务。另外，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对公开透明和项目设计的要求更高，所以我们在他们捐赠之前会反复确认，把预算详细地做出来。

    这部分捐赠群体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同诸多捐赠人一样，希望所捐的钱能全部用在项目建设上，他们不仅关注项目的结果，而且重视项目实施的过程，关心项目后期的运行及发展。如，雅安地震发生后就有很多爱心人士打电话给我们，询问我们有没有类似“北川中学”的项目，从他们的心情上，我们了解到，类似地震这样的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捐赠人更多地希望善款能用在灾后重建上。

    《公益时报》：中国华侨基金会一项主要业务是遵照捐赠人的意愿设立专项基金，现在基金会下设多少专项基金，在管理上有什么方法和难点吗？

    刘奇：我们基金会目前下设近30支专项基金，涉及奖教助学、文化体育、低碳环保、扶贫帮困等领域，而且还有合作的意向在接触中。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专项基金的运作是基金会整体运作中重要而高效的组成部分，这既是拓展募集自己渠道的需要，也是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来做慈善的需要。对于我们公益基金会来说，这极大地拓宽了资助和活动的领域，通过专项基金人力、智力的补充，也使基金会的工作更高效。

    问题和结果是通过实践的检验，基金成立之初愿望和热情都是好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发现基金运作的能力不一，有非常活跃的基金，筹款、项目运作和活动开展都令我们十分满意，也有在筹款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的基金。对于这种现状，我认为基金会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来帮助他们运作。比如我们现在为他们募集资金提供一个平台，叫做“侨爱心365”基金，是每人每天捐一块钱的意思，哪个专项基金募集到了钱就归哪个用，我们基金会募集到的钱再根据专项基金募集到的钱按比例配套下去，进行一个补贴。再一个方法，是要和他们在一起，很多专项基金的活动我们是要冲在最前面的。三是如果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看不到发展的话，我们认为也没必要牵扯太多时间，会果断停掉这支基金。

    《公益时报》：2008年您当选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这五年您眼中的基金会在项目、方向和发展战略等等方面，有什么成长和改变吗？

    刘奇：这五年，慈善项目从微观向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向转变，向做强做大、做活做实方向发展。像我们的“侨爱心工程”项目实施之初，着眼细节和规范上考虑的比较多，更多的工作是把好事做实、做好，刚开始我们是要求捐赠不低于20万，地方配套占很大比例，当地百姓也鼓励捐赠，这样地方的老百姓就可以起到无形的监理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侨爱心工程”影响力不断扩大，作为侨界唯一的基金会，我们的公益项目越来越被广大侨胞认知和接受。所以在项目的内容的设计上，更趋于多元化，不仅建“侨爱心”学校，又增加了“侨爱心卫生院”、“侨爱心水站”、“侨爱心图书室”等；不仅在硬件上有所发展，而且在软件上有所拓展，增加了珍珠班、树人班、侨爱心学校校长培训班等。珍珠班是港澳台同胞捐资办的，树人班经费来自华侨。像我们的珍珠班目前在全国有463个班，已经参加高考的有6700多名学生，上线率是100%。像校长培训班今年是第五年，这里面95%的校长是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北京，但是他们从来不讲自己的个人问题，都在说校舍问题、缺少设备等等，其实他们自己很苦的。

    《公益时报》：这五年，同样是从汶川到芦山中国公益领域迅速成长的五年，那么您看到的这五年快速发展背后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

    刘奇：五年来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真是冰火两重天，同5年前的激情火热相比，虽然雅安地震后红十字会等组织也收到了不少捐款，但我们能从社会大众的反应和态度上看到理性和慎重的一面，捐赠人对知情权的要求更迫切，对公益机构的透明和规范的要求更强烈。如何增强大家对慈善机构的认知，提高慈善机构的公开性和规范化是我们应着力解决的问题。这里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应加大对慈善机构扶持的力度，为慈善机构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关键时候要站出来为我们慈善机构说句公道话。而我们制定政策依据也可以参照港澳台地区和国际上的惯例。二是慈善机构要做到公开，其实这个公开不难，公开募集资金、公开运作公益项目、公开善款使用的方案、公开善款支付的过程，最后公布项目的结果。比如我们建学校，会把钢筋混凝土等用料的单价公开，有很多网民就会去计算，所以不要害怕公开。三是接受社会的监督，提高慈善队伍人员的素质，现在要找一个公益慈善专业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再一个就是制定慈善机构人员薪酬标准的相关规定。

    《公益时报》：中国华侨基金会有一个很好的资源就是各地侨联，那么我们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推行公益项目的？

    刘奇：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是中国侨联管理的基金会，尽管基金会全职的工作人员并不多，每年的行政管理费用占公益支出的比例也很低，但我想最大的优势还是通过侨联系统执行项目。比如我们在项目的选择上能依靠省级侨联；在项目的实施上我们能依托各级侨联；项目的跟踪服务上我们能依赖各级侨联，有做事的人却不用花钱，自然节省开支。从另一方面来说，侨联组织在地方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公事公办总比私事公办要来得更顺、更有效果。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社会上一些人不信任公益组织，宁可自己直接面对受助人的现象，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既要追求效果又要追求效率的话，建议还是要有组织地去办，当然了，要选信得过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