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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委员们集体失声？

    2012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当天就召开第一次社监委全体会议，委员们纷纷在个人微博上发出消息，当时就有中红会与社监委委员称，“这甚至比当天中红会官网发布这一消息还早，社监委具有很好的独立性”。

    这样活跃的互动的依据应该是“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的义务”第3款规定：“主动征集并反馈社会舆论和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意见和诉求。”

    但如今委员们却是三缄其口，避而不谈社监委任何信息，均称要等到6月9日社监委举行年中会议后方做解答，这与先前委员们的活跃程度形成鲜明对比。

    《公益时报》记者联系到社监委白岩松、金锦萍、杨团、刘姝威、吕红兵、迟福林、张勇、邓国胜、黄伟民等9位委员，他们对于涉及社监委事情都不愿意多谈。社监委主任委员迟福林对记者表示：“现在自己不谈社监委任何问题，在6月9日年中会上，我们会对社监委之前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形成意见后再向媒体公开。”

    社监委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不愿意多讲就是因为规则，6月9日年中会议上我们就会讨论社监委规则，之前很多人都说话，这让社监委声音不太统一。”

    邓国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6月9日前委员不再对媒体发表有关社监委任何言论是社监委自己做出的决定，跟中红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6月9日的年中会究竟会讨论什么内容？

    社监委主任迟福林告诉《公益时报》记者：“6月9日年中会上我们会讨论之前部分委员提出重查郭美美、芦山地震红会接受捐款事宜，当然也包括社监委内部发言规则问题，等等。”

    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也表示，“之前关于很多细节社监委都在官方微博上进行过回复，包括是否重启调查郭美美事件，社监委使用的资金、场地、工作人员，我们也会进行账目公开，但这一切需要等到我们6月9日年中会开会后才能决定，媒体有时候太急了，社监委刚成立不到6个月，应该说很多地方还需要完善，这需要时间。”

    如果重启调查郭美美事件，社监委又将发挥多大作用呢？黄伟民坦言：“这确实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这次开会我们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确定。”

    现任中红会社监委委员的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早前于2009年6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担任过委员一职，两次社监委委员的经历使王振耀在谈及社监委问题上有着充分的话语权。

    他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表示：“作为一个准政府背景的机构，能让社会成员来监督自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中国，公益领域的第三方监督太重要了。”

    “社监委和中红会就应该是一种监督关系，但这种监督是一种咨询性监督，不是一种体制性监督，这就是一种改革的尝试，在中国目前公益组织中，太需要这种第三方监督了，应该把这种第三方监督引向更多公益领域。”王振耀说，“社监委是沟通公众和中红会的一个桥梁，把民意和社会意见集中归纳出来向中红会反映，并快速向公众回应相应质疑。”

    杨团委员在微博中发言：“红会从性质上说不是政府组织，但是体制上是参公单位，这就是红会必须改革的理由。在参公单位中如何做社监委，如何通过一些措施让其渐变，这是一个探索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