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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本克/文 如果这周参与斯科尔世界论坛的嘉宾每听到“颠覆”一词就喝一口水的话,我猜他们肯定都要水中毒了。 颠覆性,曾经意味着要攻陷校长办公室的这一词语,如今成了这场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第10届社会企业家年度聚会的点题词。 杰克·斯科尔,这位由eBay亿万富翁转型的慈善家和电影制片人,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欢迎辞:“让我们颠覆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吧。”非营利私对私小额贷款机构Kiva的主席普丽玛尔·莎哈(Premal Shah)也在预录的一段采访中谈到:“当今世界的问题之大之急,解决之道唯有颠覆性的思维。”身兼全球防艾倡导者的歌手安妮·蓝妮克丝(Annie Lennox),也向听众呐喊:“我想颠覆整个媒体界。”“危机行动”(Crisis Action),这家动员民间团体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组织领导者吉玛·莫滕森(Gemma Mortensen),认为她的机构就是在“打破不公平的社会状态”。 社会企业家们早已完全采用了科技界常用的“颠覆”一词,这种现象最早从商业策略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一书中即可见端倪。在书中,他认为“颠覆性创新”能通过改变整个行业的面貌来消除那些根深蒂固的顽疾。 在这一观念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那些最初看起来笨拙甚至是无用的科技,能够以其优异的表现,在成熟的市场边缘收获大量的边际客户。随着时间的沉淀,新科技的表现日渐稳定,而价格也趋于下降,这时原本市场内的核心用户也会开始探寻使用新的科技。个人计算机赢得对大型计算机的战役,就是最经典的案例之一;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攻陷个人计算机则算得上是最近的佐证。 在社会领域,必然也有思想守旧的机构与陈腐的体制急需相对激进的改革。同时,也有社会需求使得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得以实现,比如现今已经相当低廉的科技:移动互联技术和光电池等等。 “我支持颠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过时想法的暴政》(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一书作者马特·米勒(Matt Miller)说,“美国最应颠覆的是医疗业和教育业。” 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派在体制改革上都是支持颠覆的。虽然不乏例外,但大多数社会企业家的工作都是在沉闷地默默钻孔,而并不是改变整个行业的面貌。影响力投资基金的先驱典范——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的执掌者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ogratz)认为,企业领导理论急需“毁灭性的冲击”,并已经觉察到存在于社会企业群体中的“一丝倦意”。 莫莉·梅钦(Molly Melching)是一名反对非洲女性割礼的活动者,她则向大家分享了一个警示性的故事,即在未充分考虑人口代价的情况下,社会颠覆性改造也会引发不少严重后果。 梅钦已在塞内加尔生活了近40年,并创立了Tostan机构,这家机构在1997年发起了一场大型运动,试图终止当地的女性割礼习俗。 该年7月,在Tostan的组织下,当地村庄马里昆达·班巴拉(Malicounda Bambara)的35名妇女宣布她们废除了这一习俗。但接下来的事促使Tostan重新思考自身的策略。这些妇女的家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觉得她们如此公开地宣布这一决定,是严重背叛了她们的家族。暴力场面接踵而至。 “我们的行动导致了社会和谐的颠覆,并且导致我们在关系网中不被信任。”梅钦说,“颠覆有可能导致愤怒和抵制。” 最终,村中的领袖使她们了解到,反对声音并不是针对放弃习俗的决定,而是针对终止这一习俗的具体宣布方式。从此,Tostan开始从村庄中最保守的长者们身上做工作,逐渐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带头人。随后一年,13个村庄一道在当地长者、政府官员和NGO面前承诺终止这一习俗。由此,至今已有5000个村庄做出了这样的表态。梅钦说,在未来三年中,塞内加尔将会成为非洲第一个完全终止这一习俗的国家。 “颠覆在许多情形下是必需的,但在对抗的形态之外,颠覆可以从内部发起,这样反而更加有效并持之长久。”梅钦说,“当大多数人采纳颠覆性的创新后,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高文兴/译 本文作者系《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关注影响力投资领域的Impact IQ公司CEO) 链接 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又被称作破坏性创新或破坏性科技,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商业管理教授、创新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从哈佛所做的研究工作中总结提出的理论。 它指将产品或服务通过科技性的创新,并以低价特色针对特殊目标消费族群,突破现有市场所能预期的消费改变。颠覆性创新是扩大和开发新市场,提供新的功能的有力方法,反过来,也有可能会破坏与现有市场之间的联系。该理论在管理实务上产生重大影响,并引起了学术界大量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