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木兰

    3月23日，小母牛联益慈善之夜在北京举行，活动流程的第五项是联益基金会（小母牛）专项基金的启动仪式。事实上，类似像小母牛这样努力在中国寻求本土化道路的国际NGO，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多年合作，已经深谙生存之道。除了资金来源不同外，与本土NGO几乎并无二致。他们很少或不再雇佣境外人员，并开始逐步尝试脱离对总部资金的依赖，开拓新的支持渠道。

    2013年3月底，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任务分工的通知》指出：公益慈善等四类社会组织年底可直接登记。该举措被期待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春天”。

    遗憾的是，这其中并不包括活跃在国内的几千家国际NGO，他们依旧“登记无门”。而对于相对幸运的基金会来讲，虽然参照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其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但登记注册依然按照双重登记制度的思路进行。

    复杂的身份

    国际小母牛组织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阿肯色州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减少全球饥饿和贫困，保护地球环境。因最初向贫困家庭提供小母牛和养牛技术培训而命名。自1985年进入中国以来，在中国深耕超过20年，小母牛项目帮助人群从几十户农户到数万户，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从种畜到饲养技能的链条式服务，受助农户实现自力更生后，在未来两至三年内将最初接受的农畜后代或等额资助，以及所学知识、技能和经验一并传递给其他贫困农民。

    而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联益）2011年3月获准成立，自诩是继“壹基金”在深圳取得公募资格后，首家经北京市民政局获批成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

    虽然这种国际NGO挂靠本土公募基金会，成立专项基金的案例并不多见，但实际上早在两年前，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惠）就已经开始尝试与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达成协议，共同成立联劝（海惠）专项基金。

    海惠即为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为数不多的NGO之一，1989年，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在四川建立，挂靠在四川省畜牧局内。虽然由政府代管在行政上有一定优势，但为了确保项目的规范化和专业性，国际小母牛组织仍决定单独注册建立小母牛项目办。

    探索注册之路是艰难的，好在国际小母牛组织并没有一味地去追求以国际NGO的身份注册，考虑项目办没有外籍员工，而是尝试找省级有关部门探讨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本土化之路。四川省民政厅民间管理局负责人很同情小母牛项目的处境，表示只要小母牛项目找到有关厅局（办）作为挂靠或主管单位，就可进行国际小母牛组织的本土化注册申请，只是注册名字不能用小母牛，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知道小母牛是国际NGO。

    经过各种复杂的交涉后，2008年，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终于以“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的名义在四川省民政厅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2011年2月，为参与上海市对口援疆工作中的社区扶贫项目和上海市郊的社区综合发展，海惠的姐妹单位“上海海惠社区民生发展促进中心”正式成立，身份仍为民非。

    “注册的过程是比较曲折的，但好在我们并没有一定要以国际NGO的身份来注册，总部也考虑到国情和机构处境，允许我们以这样的名称（海惠）来申请。所以虽然我们是国际组织，但无论在注册上，还是项目执行上，都在走本土化的道路。现在对外宣传的牌子就是海惠-小母牛项目。”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主任陈太勇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注册成民非或者干脆在工商部门登记是大量在华寻求独立身份的国际NGO的最终选择。

    针对两个二级基金的成立，陈太勇就表示目的为了增加一个公募的支持平台。“2012年3月，就已经和联益签署了合作协议，但一直在策划合适的活动方式和时机。”据了解，该天的活动邀请了联益和小母牛双方的企业合作伙伴，并在当晚举行了慈善拍卖。

    “基金会”的优势与尴尬

    对于国际组织来讲，在华拥有合法身份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更安全地实施项目、可以与更高层级的部门展开合作，企业基金会被认可甚至可以为企业市场开拓带来机会。

    相对于“注册无门”的其他类型国际组织，基金会显然要幸运得多。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设立主体并没有做境内外的限制，依照该条例，外国人可以在华捐资设立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也可以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当然，登记注册依然按照双重登记制度的思路进行。而且，此类组织必须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方能取得合法身份。

    2013年1月，研华文教基金会正式拿到了民政部批文，成立了基金会北京代表处。1997年，财团法人研华文教基金会在台湾正式成立，主要项目为产学合作、社会公益以及内部员工的企业文化建设。

    “基金会在大陆开展项目是比较早的，但在2011年下半年才开始准备注册，通过国台办向民政部正式提出申请，从准备材料到调查审核再到被批复大约是一年半的时间。”基金会工作人员郑妲新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因为研华科技是台资企业，所以作为企业基金会的研华文教基金会主管职能部门是国台办。

    郑妲新表示，办事处的注册成功得力于国台办的大力支持。“上层部门的交涉和沟通会相对容易一些。”她认为对于有注册需求的境外背景基金会来讲，相比准备民政部要求的众多资料，其职能主管部门是否负责更为关键。

    “另外，研华科技在北京算是纳税数额比较大的台资企业，可能在注册审核上也有一定考量。”郑妲新补充。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显示，目前正式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境外基金会（含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仅二十几家。

    致力于保护野生生物和自然栖息地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CS）成立于1895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1996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项目办公室，2005年，中国项目总部转移到北京。总部迁移后，WCS就开始筹划向民政部门申请注册。“2007年，做了第一次努力，申请递到了国家林业局，因为国家林业局是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WCS工作人员甘敏芳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此次申请得到的回复是对于协会类性质的境外机构注册办事处，没有相应的法律可以参照。

    “后来就不了了之，2011年有消息说民政部要修订社会组织管理三条例（即《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陆续有开放登记的说法，我们就一直在等。”甘敏芳说。

    但实际上，等待并没有给这些国际组织带来收获。他们开始考虑曲线操作。“虽然仍缺少适用的法律条款，但境外的基金会是可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WCS在美国和基金会的性质是没有区别的，适用于相同的法律注册条款、相同的免税政策，所以总部批准我们也可以叫WCS foundation（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名义提出申请。”甘敏芳表示，2012年WCS开始做第二次努力，包括总部在内又把相关的资料重新准备了一轮。

    “因为拿到证书没有多久，具体的不同还没办法讲，只能说有好处。包括邀请合作伙伴时，有民政部认可的基金会代表处的身份会显得更正式，也更有公益色彩。包括一些项目的执行，之前是和高校合作，有了身份后合作伙伴的层级可以上升到教育部，这样项目运作也会更方便。”郑妲新介绍，2013年3月底，由研华文教基金会和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合作的某创新经营模式竞赛已经开赛。

    单一的资金渠道

    改头换面注册民非、工商注册、正式在民政部注册基金会、挂靠本土公募基金会成立二级基金……为了达到生存和开展活动的目的，国际组织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但对于那些项目和合作伙伴相对单纯的机构而言，身份则没那么重要。

    汤森路透基金会是依托于新闻和专业信息供应商汤森路透集团成立的公益机构。其旗下网站 TrustLaw提供免费的全球法律服务，以及妇女权益和高效行政的信息及新闻资讯。在中国，基金会主要向社会企业家和NGO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等均有合作。“我们就是一家企业基金会，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暂时也并没有申请注册成立办事处的打算。”基金会中国项目主管刘东伟认为身份问题对于基金会执行项目并无影响。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项目，与合作伙伴没有资金往来，不需要一个独立帐号。”刘东伟介绍，基金会和企业CSR部门分开，在中国的全职员工只有他一人，因此基金会每年所需要支出的经费只包括他一人的工资和差旅，均来自公司财务。

    同样作为企业基金会的研华文教基金会，所有的资金也均源于企业。“研华科技股东分红的百分之三，每年会滚动到基金会里，所以不需要开拓其他收入渠道。”郑妲新表示。

    事实上，因身份问题制约，在华国际NGO的资金来源均较单一，对总部的依赖程度很高。“WCS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资金来自美国，大约每年100万美金左右。从2009年开始，国内开始有个人捐赠进来，但笔数很少，额度也不大，每年也就一二十万的样子。”甘敏芳说，2012年，WCS“野生生物卫士奖”的项目得到了阿拉善SEE基金会支持，是第一笔来自国内机构的资助。

    “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来自海外，以上一个财务年度（2011年6月—2012年7月）为例，机构53%的资金来自香港，30%的资金来自美国，剩下的不到20%是机构自筹。”陈太勇告诉记者，小母牛香港的筹款能力很强，每年的捐赠收入都有几千万，而海惠上一年包括承诺分期捐赠在内的捐赠总收入（自筹部分）为1500万。“主要来自企业和企业基金会的捐赠。”

    海惠在资金上对国际小母牛组织总部和其香港分会严重依赖，减少依赖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筹款问题。实施本土化战略以来，海惠积极拓展新的收入渠道，包括成立二级基金在内，但效果却并不明显。据了解，联劝（海惠）专项基金成立两年来，包括捐赠物资折合在内共筹款不足20万。上文提到的小母牛联益之夜举行的慈善拍卖，截止到记者发稿，到账约50万。

    “我们虽然没有挂靠成立二级基金，但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有项目的合作，也算是有公募的渠道。”甘敏芳说，同海惠一样，虽然环基会积极帮助WCS寻找资金支持，但却一直没有获得额外的捐赠机会。

    发展趋势与官方合作

    事实上，国际NGO在华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后，较多地进入中国；以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事件为契机，国际NGO开始迅速发展。除了扶贫、教育等传统慈善领域，国际NGO更关注艾滋病防治、环境保护、妇女儿童、社会企业、公平贸易、农民工权利保护等较新的公益领域，一段时间内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带来了国际经验和国际视角。

    以国际NGO最活跃的云南省为例，21世纪初期，国际组织贡献较大。根据云南省国际民间组织促进会《境外非政府组织发展及管理研究》的统计，国际NGO在滇的项目资金投入2003年是3200万元，2004年是5300万元，2005年是8600万元，2006年达到1.2亿元。

    而近几年，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做出方向性调整，许多国际组织也相应灵敏地做出回应，逐步减少或停止在中国的资金支持。

    同时，2008年发生在云南的香港伪慈善家李国华猥亵孤儿院女童案件进一步为境外NGO管理敲响了警钟。2009年12月29日，为了规范境外NGO管理，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为云南省内有关组织与境外NGO交流合作提供服务保障，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并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境外NGO）在云南开展项目及活动，均需到省民政厅登记备案，否则即为非法。极少数身份可疑的国际机构开始撤出中国。

    因为身份各异的原因，在华国际NGO的规模一直难以统计。仅就在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来看，资金投入可圈可点。2012年1月16日，民政部在京召开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工作座谈会。会上发布消息，自《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民政部依法登记的19家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累计在中国内地实施了1714个公益项目，总投入超过40亿元人民币，其中，2011年的公益项目支出为10.5亿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身份如何，几乎所有现存的在华国际NGO都倾向与政府部门合作。据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韩俊魁在2011年的调查统计，选择经常与政府合作的境外在华NGO比例高达74.5%，若加上偶尔合作，这一比例达到93.6%。“从合法性上看，与政府合作会让那些没有登记的国际NGO绕开法律合法性的质疑展开活动，获得的行政合法性让其获得了较大的腾挪空间。”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在保护区内进行，一定要和当地的林业部门合作开展项目。尤其是广州方面的项目，与野生动物走私有关，必须和国家执法部门合作。”甘敏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