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海南博鳌论坛期间的一个晚上，由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美国白沙投资集团总裁Elliott Donnelley主持，海航董事长陈峰、希奈戈研究所主席Peggy Rockefeller DULANY、VAE SOLIS首席执行官Arnaud Dupuy-Casterets、万通董事长冯仑、美国MWV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John LUKE、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等及众多企业家、公益人参与的夜话，拉开了一场关于“公益慈善与社会企业的亚洲探索”的大讨论。

    《基金会管理条例》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条例中明确“本办法所称的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也就是说，允许个人创办基金会，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实质上的一个转折点。

    近十年来，一批中国企业和个人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伴随非公募慈善和社会企业的发展，政府及公募基金会主导的慈善环境正在被打破，而走向多元化发展路径。

    “社会企业”一词在上世纪90年代从国际传到中国，由于政策大环境的不同，不可否认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各式问题，国际与国内企业家畅谈“慈善经”时，纷纷道出各自的酸甜苦辣。

    定位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类NGO，一般是以商业的运作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及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所以社会企业所处平台和承载体尤为关键的。

    “社会企业，这本身是在公益领域里一个创新模式。但是他的目标却是惠及社会而不是惠及股东。”万通董事长冯仑说，虽然目前中国也有很多社会企业开始做一些实践，把商业的效率和经营模式带到实际的社会改变过程中，但是目前这样的企业还是少数。“有一个数字，在英国2009年有了6.2万家社会企业，一年有240亿英镑，我们国内应该说刚刚开始，每一家平均才5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过程。”

    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王兵坦言，在中国，现在比较合适的叫法是民非企业，可能会更加适合当前的公益大环境。“社会企业在中国比较难的是政策和法律，因为他是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就避免不了一些情况，比如税收、投资、公众质疑等。作为股东一定要分红，但什么叫合理的收入，很难解释。所以在中国我认为现在最合适的还是民办非企业，因为他可以免税，也可以解决你各个方面的问题。”

    “在现有的情况下，社会企业只能说是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的一种延伸，不能叫真正的社会企业。当然，我相信随着政策发展，像英国、新加坡一样，他都有社会企业的交易所，包括有债券、股份转让的资本市场。现在如果在中国做社会企业投资，只能以捐赠的心态、慈善的心态做一些商业的事情，改变一些社会的问题。”王兵如是说。

    困境

    “中国的社会企业现在刚起步，但是在政府政策和法律层面是极不配套。”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王兵在论坛开始时便开诚布公，话题直指目前社会企业发展困境。

    除此之外，“这些企业领导人基本上有热情，但是没有领导力，这些社会企业规模上都上不去，主要体现在管理的素质比较低，人才的管理和储备差距比较大，所以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探索和挣扎阶段。”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王兵分析社会企业目前困境时这样解读。

    环境保护领域，是中国现在最迫切需要民非企业、社会企业的领域，但因为有些涉及比较敏感，他们的发展之路更艰难，而且规模更小。“所以现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之路是非常的艰难，而且在初级阶段，可能需要社会、政府和企业家都伸一把手，帮他们做大做强。”

    国际其他国家因为与国内政策不同，社会企业的发展土壤也有很大差别。VAE SOLIS首席执行官Arnaud Dupuy-Casterets在论坛上分享了法国的经验，法国慈善的基础，比如教育、儿童保护、艺术基金会等这些都是由政府去管理的，企业CSR也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对于社会环境来说，政府的活动在我们法国是起主导作用的，我们实际上有一个互助社会的概念，没有董事，人人都是利益相关方，比如大家应该了解到，45%到60%的银行以及保险行业，在法国都是我们所说的互助社会，他以互助基金的方法建立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私有企业，我想这一点可能是很有趣的。”

    破题

    以爱佑和阿拉善基金会为例，他们已经开始逐步参与到中国民间社会企业发展中。爱佑慈善基金会成立了爱佑和康，是专门改造中国自闭症儿童交易的民办非企业。“原来社会企业在做自闭症项目时多以家庭为单位，妈妈们组成看护队伍，很小的作坊式。去年9月份在深圳成立以后，我们未来十年将会在全国30个省市建成连锁的、针对自闭症残障儿童的综合服务支持机构，这样在规模、管理上会有提升。”王兵说。

    做生意讲究商业模式，做公益就是讲究公益的模式。怎样将商业中更多的经验和做法嫁接到社会企业和公益的发展中，是当天论坛的热议焦点。

    万通董事长冯仑举了爱佑为例，“他是个平台模式，不是一个纵向模式，也不是说见到人有困难掏出钱来给他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他建立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一个生态体系。比如你想资助河南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把钱给爱佑，爱佑像流水线一样生产，找到医院，找到医生，排出手术最后做完，做完了还得告诉你信息，这1万块钱对应是哪家孩子，这个孩子怎么联系，今后他的生长发育和未来情况都能知道，这是一整套模式。就像马云电子商务平台一样，你把钱放上面，马上那边就有人，一系列流水线的作业。”

    像流水线一样做出公益模式和套路，才是企业家非常擅长的，也是社会企业不同于小规模NGO的价值所在。

    “正是这样，我们一直积极参与各个公益机构的活动，希望把我们在企业管理和商业经营中一些经验运用到公益领域，提升他的效率。”冯仑如是说。

    借鉴

    “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企业的运行？”美国MWV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John LUKE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在场的社会企业创业者们想听到的深入解答。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在推广CSR中所做的工作与对外公布的消息要保持一致，不能夸大，不能概括，要最大可能地建立起与社区人民的信任。

    “在当下的世界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事例，大家有时候会忘记这样做的重要性，他们有时候以自我为中心，这些企业只关乎自己而忽略他人，他们在社会公众方面就做得很差。今天怎么看待企业社会责任，除了可持续发展要代代传承之外，我想在社区中，你身体力行地实践是很重要的。”John LUKE说。

    另外，John LUKE期待中国的公益领域能有专门组织致力于培养一些新一代的社会企业家。“他们不仅是自己本身的事业做得好，他们更有一个愿景，更好地呼吁整个世界、社会。同时，他们也讲到了一个自由的企业和商业运作的模式，一旦移植到慈善的土壤中便会结出硕果。”

    (闫冰根据论坛实录整理)

    声音

    可以使用商业模式促进社会因素的实现，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他们可以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参与进来，并且把他们的价值观传输下去，传给后代。我们要持续化地使得这种社会凝聚力得到增强，要用持续的方式才能使星火代代相传。

    ——希奈戈研究所主席Peggy Rockefeller DULANY

    我觉得废纸造纸是环保的解决者，而不是环保的制造者。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企业要经营下去，首先环保要优于国家标准，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讲到公益，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不管大还是小，公益都是一样大小，根据我们的能力做，没有说大的才可以公益。环保无论大企业、小企业，人人都是有责任的，企业不光是把自己企业管好，要有一种企业社会责任是把环保带到社会上。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

    以出世之身做入世事业，你会感到你的存在是给社会带来价值，给他人带来有益的东西，哪怕是一句话，我认为你把你生命的光和热带给人间，这就是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人性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慈善事业最重要的理念。

    ——海航董事长陈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