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艾已晴

    下午一点半，杨勋如约而至，面容祥善，笑容可掬。当他坐定在《公益时报》记者面前，举手投足好似香港影视作品里“港式大亨”的经典形象一般。这个1952年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市、1972年移居香港、1975年成立亚洲最大的成衣制造及出口贸易商之一、拥有真维斯等著名服装品牌、在中国及澳大利亚设有零售连锁店1500多家的旭日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可谓“纺织大亨”，除了一揽香港制衣业总商会会长、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等基于服装业的头衔之外，还担当了南京大学、东华大学、青岛大学和北京服装学院的顾问、教授以及河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社会职务。而更重要的是，杨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慈善家，秉承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慈善文化，在积极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时刻不忘回报社会。多年来，杨勋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已达数亿元人民币，方式多种多样。诸如筹办“希望小学快乐运动会”、兴建“贫困小学操场”、设立“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和“真维斯希望教师基金”等。他表示，只要真维斯存在，慈善活动就不会停止，而且要把它作为公司的首要事业来做,慈善活动会越做越大。

    到底是怎样的意念支撑着这个早已功成名就、财富满钵的“纺织大亨”源源不断、愈来愈勇地频出公益举动呢？带着这样的一种疑问，记者开始了与杨勋的公益对话。

    慈善是一种“必需”

    不管是真维斯初到大陆之时，还是后来与众多休闲品牌大战期间，杨勋一直保持着一个特有的风格——尽力压缩成本，不请代言人，一切都以精简、不浪费为准则。但是杨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付出恰恰与这一准则相反：财力、精力都舍得大力花费。

    “对于企业来讲，做慈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种必需。因为一个企业要想做得更长远，社会不认同你是不可以的。而要得到社会认同，企业就必须对社会做出回馈。其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慈善对于人和企业的心灵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里，杨勋给记者讲起了他慈善公益意识的启蒙人——他父亲对他的深刻影响。

    “我的父亲一直都是一个极具‘快乐’能量的人。父亲人很好，新中国解放以前，他是做买卖的，因为他的能干，我们家那时候的环境是挺不错的。但是解放以后，他突然没活儿干了，我们的日子就很贫穷困难了。但是即便如此，父亲也并没有因为社会改变令他变得穷困的现实，而去憎恨这个社会。他反而是把以前用在赚钱上的精力，更多地放在了管好我们这个家庭、教育好孩子的方面上。”杨勋说道，“我们家一共有十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在我的印象中，我家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和物质的贫困变得萎靡不振、一盘散沙，反而在父亲的耐心呵护下，度过了时代的荒凉之境。所以我说，真正的快乐并不是来自物质，物质的满足带来的只是一时高兴，真正的快乐来源于内心。”

    “其实，人生在世总有不如意，父亲给我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不去记恨社会，即便在最困苦的时候，他也仍在帮助邻里乡亲，我因此深受启发。如果说记恨这个社会能对自己的发展有一丁点帮助的话，那么你去记恨也算值得，如果没有，我们何不把时间精力放在做慈善这样一种释放不良情绪、改善环境、寻找快乐的行动中来呢？”杨勋笑着对记者说。

    杨勋坚信做慈善、做公益就是通向快乐的美好方式。拥有这样的认知，除了要感谢他的父亲，其实还应感恩佛陀的点化与鼓励。

    “如果没有‘佛’的支持，我根本走不到今天。”杨勋说。杨勋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慈善观始终依存于佛教教义。

    “我心中的公益慈善包含三种境界。一是罗汉境界：自立度己；再是菩萨境界：回馈度人；最高是佛境：度一切因果，实现可持续发展。人活于世，何为公益？首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然后是要帮助他人，最后是度所有苦厄，其实就是要求我们要有一个客观、可持续的全局观。”如是，杨勋先生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有一个纵深的观察，他告诉记者，虽然比起几十年前，这些年来人们的物质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但是人们的快乐指数却不见增长，反而不如以前。或许是因为缺乏精神信仰的缘故，所以要用做慈善、做公益的方式找回精神和信仰。

    做慈善讲求实用对接

    杨勋告诉记者：“真维斯在24所大学里为1000多名学生提供助学金，我们每人给8000元，分3年给。现在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很多，我们发现只给他们钱是不够的，还要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早点儿认识这个社会。所以我就提出，既然他们需要帮助，我们也有需求，那就利用休息时间每年来真维斯干80个小时，来体验生活，跟我们的员工一起工作，接受同样的劳动强度，希望借此让他们早日认识社会。”

    杨勋的慈善公益模式特别讲求实用的对接，“助以致用”、“等价交换”。

    “这个不是残忍，相反，对学生们来说这是一种激励。我们不能避讳去探讨代价，因为不劳而获不是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观。”杨勋坚定地告诉记者，“我这几天在中国农业大学做了一个讲座，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有人问我，现在中国就业的环境这么难，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是为什么。我当时想了想，反问了一个问题：‘请问大家觉得现在是找工作难，还是挑工作难？’底下的同学很多都不再反驳。”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杨勋的奋斗经历，就不难想象这种“实用”公益助学模式的合理性：1972年，不满20岁的杨勋从惠州下海，游了六个小时到达香港，和先于他游到香港的哥哥一起到服装厂当起了最底层的熨烫工人，当时他全身的财产只有一条泳裤。那时，他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40平方米的房子里，被当地人称作“难民”。没钱没有人脉，又不懂英文，迫切需要糊口的杨勋同时兼了三份工，从早上到深夜一直在热气腾腾的熨烫车间工作。杨勋经常被蒸汽熏得头昏眼花，他在心里咬牙发誓：吃苦只是暂时的，以后绝对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没有选择性的、不得不逼着他吃苦勤奋的窘境，成就了杨勋日后的辉煌。

    时隔30多年，如今的杨勋把当日的窘迫当作笑谈。但是那段奋斗仍极其顽强地留在了他的灵魂深处，并深深影响着他做公益、行人生的方式。

    “现在我们每年给贫困大学生的助学金大概有300多万，但是发给学生‘勤工俭学’的工资却高达1000多万。很多学生通过我们短暂的资助，以及技术的指导，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他们都能够自我生存，不需过多扶助了。他们自己又组织了爱心社，再去帮助一些养老院、孤儿院做一些劳动，还口口相传，说真维斯有这种公益项目，号召更多贫困学生加入助学计划，这样我们就比较好持续地聚焦需要帮助的人群。而反过来，这些大学生的素质比较高，对于真维斯来说，他们也为企业注入了活力和能量，当然也能带动效益的提高。

    愿意为所有慈善家鼓掌

    杨勋作为一个具有大陆、香港两岸视角，有多国经营经验的企业家，他认为大陆和香港的慈善家，在操作形式上或许有不同，但大家对慈善的本质的认知，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中国慈善排行榜”自2004年发起以来，已连续开展十年，作为中国慈善公益领域最具权威代表性、最具公信力、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级别最高的人物评选，几年来与中国慈善家、慈善企业携手共同成长，形成了一个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杨勋更是多次荣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榜单的“十大慈善家”称号。

    都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排行榜，有排行榜就会有名次之争。但是杨勋先生却对于“名次”之事看得极为通透，其禅定深意蕴藏其中：“名次本身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审视的一个好参照，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人故事，代表不同的示范类型，在做慈善这件事情上，如果有人比你做得更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为这些人鼓掌呢？每一个上榜的慈善家，其实都应该得到社会的掌声和鼓励，你说对吗？”杨勋说道。

    如今，杨勋的产业分布在香港、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大陆等地，业务遍及服装制造、贸易、零售及房地产、金融投资等领域，已有80多家直属公司，员工超过3万人，在中国及澳洲现设有零售连锁店超过1700间。在香港、中国大陆、印尼、菲律宾、孟加拉国、柬埔寨均设有服装厂的杨勋，早已站在财富的肩头俯瞰世界。“你看我现在已经对生活不再发愁，那就继续把慈善做下去、做好吧！”杨勋的港式普通话中一直带着质朴憨厚的乡音。这个风雨打不灭的、富贵引不迷的“纺织大亨”，正用诚心与诚意，纺织着一个个“慈悲挚善”的人间真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