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从本期开始，《公益时报》开辟专栏板块，每周轮流邀请不同的公益圈从业人员、公益界专家学者、关心慈善公益的有识之士做客，将自己对于公益慈善或某项具体公益事业的观点做直接呈现，以求从各个角度解读公益原貌，提供公益领域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遥远? （上）

    今年初,中国红基会为了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先后走访了福特、盖茨两大基金会的在华办事处和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东亚办事处，通过交流学习,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基金会离这些世界伟大公益组织的距离还十分遥远。

    现代公益基金会作为人类财富第三次分配的一种伟大制度创新，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如同公司制度的创新导引工业革命、实现全球财富增长、将世界变成地球村一样，基金会制度的创新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失灵，为人类财富更加公平的分配、为现代公益慈善的繁荣提供了制度基础。

    美国二十世纪以来的基金会发展，引领了全球基金会发展、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期间产生了一批伟大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不仅仅被誉为是美国上个世纪社会渐进改良的三大力量之一（见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也是上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减少贫困、促进健康、消弭贫富差距的重要力量，到今天这些基金会还在全球的文明进程和消除贫困、预防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已走过了31个年头，这个在国外更多被富人家族、财团所使用的散财制度，最初用于我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吸纳社会资金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用于改进儿童少年、妇女、残疾人福利的基金会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先后成立，直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出台后，以民营企业家或国有企业捐赠为主的非公募基金会才出现，到2012年底中国基金会的数量突破3000家。在基金会数量增加的同时，一批优秀的基金会开始出现，如中国青基会、扶贫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等引领着中国基金会前行，而主管部门的年检、评估等加强监管措施，基金会行业组织如基金会中心网、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等推出的行业自律行动、透明指数等，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基金会的品质，使其管理水平与国际靠拢。但是比起国际上一些伟大的基金会，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追赶：

    首先在基金会的使命、宗旨设计上，中国的基金会不够远大。中国的基金会多以扶贫济困等形而下的授人以鱼慈善目标为主，而国际上著名基金会的使命更多定位于促进社会进步、消除贫困、自由平等这些人类终极关怀的伟大使命，推动政府政策改良，探寻和消除人类贫困、社会不公的根源，支持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授人以渔公益项目。

    福特基金会的使命是为全世界有创新精神的人和组织提供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其价值观是：我们崇尚人自身的尊严，寻求社会公正。因此其资助的主要领域是：寻求强化民主价值观，减少贫困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提高人类的成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则是本着众生平等的理念，致力于帮助所有人享受健康而高效的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重点任务是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使他们有机会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在美国则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特别是资源匮乏的人——获得所需机会以取得学业和生活的成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使命更加远大和好记：最初是“促进全人类的安康”，后调整为“在全世界造福人类”。如果你了解该基金会近百年在世界医疗、教育、科学、农业发展等方面的项目成效，了解该基金会上世纪对中国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你会相信该基金会真正践行了其伟大使命。（未完待续）

    社会企业的本土定义

    社会企业，作为公益圈的一个新概念，近年来颇受圈内外人士的追捧。去年民间最大的基金会论坛“非公募基金会论坛”里也第一次加入了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部分，而且一加就是三个，整个2012年的社企论坛和比赛的数量较前年翻了一倍多，大有越来越红火的趋势。有幸做了多个论坛的演讲人和嘉宾，见证了行业的飞速发展和公众热情的同时，也发现几乎所有该类论坛都要以讨论社会企业定义为一大内容，乐此不疲，仿佛不讨论之就不算是社会企业论坛，但是往往在一番激烈讨论后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其实主要的争论点无非就是，社会企业是“姓社还是姓资”，或者说是将其公益化还是市场化。国际上传播最广的是“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定义，他提出的概念强调社会企业的投资人要不以盈利为目的，企业收益不允许分红，而要留存起来供企业发展扩大。

    可是，了解中国市场环境的人会意识到，这定义在中国小范围可能可以做做，但如果追求社会问题解决的规模和体量的话，其在现阶段基本走不通。我觉得即使在公益业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也很难。在市场经济环境，一个充分发展并能大体量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必然要遵从市场规律，必然要强调其商业性，讲究互惠互利，讲究动机和激励，讲究结果导向，讲究因地制宜。因此，尤努斯的这种定义我觉得只是“看上去很美”。

    本人认为，只要是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能够提高金字塔底层人群生活质量的模式，不管注册形式是企业还是公益组织都可以算在社会企业范畴里；而创始人和股东的动机、分红与否等都不那么重要。定义中“可持续”的概念除了财务上的自给自足和有用于发展的盈余之外，也包括其通过提供有价值的社会服务或产品，可持续地得到外界资助或政府购买，甚至成为政府服务的一部分。定义中的“生活质量”可以使用国际通行的人类五大基本生活质量指标（Quality of Life, QOL）来衡量：物质充足Material Well-Being，身体健康Physical Well-Being，社交满足Social Well-Being，安全Security，自由Freedom。此外，在社会影响的规模上，需要模式的可复制推广性，在服务人数和地域上有高成长潜力，从而实现对社会问题的规模化解决。以结果而非形式进行的定义才值得被推崇，才不会让从业者不顾实际情况而走上条框式的歪路。

    我对尤努斯等的这种偏理想化定义的理解是：作为行业的精神领袖，尤老需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圣人的高度，强调纯粹性和发自内心，圣人是不可以太务实和商业的。另外，他也可能只是想给公益行业一个愿景，为公益机构的转型提出一种可能性，而非一种四海皆准的企业模式。毕竟，“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一条违背了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主流规律，恐怕只会成为一个少数人的游戏。

    职业·事业·志业

    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追求，有人义无反顾淡薄名利，有人开拓进取追求成功，也有人老实做事只为稻粱谋。公益领域也不例外，有人视之为实现人生理想的志业，有人视之为获得现实成功的事业，也有人不过把它作为养家糊口的一份职业。认识到业界的多元性以及个体所处的真实境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包装。

    在当下立交桥式通常不会有结果的争论中，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公益人生而高尚，理应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公益跨领域跨专业，需要高薪引进全方位的通才；还有很多人看到了公益领域的人才荒，认为应该回归平常心，走向职业化。

    古人有云，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万恶淫为首，原迹不原心。若论公益，则不妨兼收并蓄，可以原心，可以原迹，不拘一格，殊路同归。怀着利他的清净心做公益，固然值得尊敬；夹杂个人事业名利的追求或者只是为了家庭的温饱而做公益，实际上做出了利他的善事，也值得嘉许，而且利他之心也是可以慢慢养成的习惯，由职业而成为事业，甚至进而成为志业，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

    厘清职业、事业和志业的不同追求，并非为了评判谁高谁下，谁优谁劣，而是还原一个中性的事实，毕竟，善和美依附于真才能衍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实上，我们也无从判断志业者、事业者和职业者究竟谁对公益的意义更为重大，我们只知道公益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全业界的共同努力。当务之急，只有去除把公益人简单包装成公益志业者的虚假繁荣的泡沫，公益人只有摆脱被道德绑架的尴尬处境，才能看清公益作为事业、作为职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所以回归平常心，自愿也罢，不自愿也罢，早日走下虚妄的道德高地，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中看清事情的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只有10%左右的大学生有意向选择公益作为职业。公益毫无疑问将面临严重的人才荒。薪酬只是一个原因，管理的不规范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公募基金会与体制内的一些行政机构类似，等级分为理事长、秘书长及普通工作人员，理事长、秘书长多由任命制产生，普通员工缺乏自主性和上升通道。因此40岁左右追求事业成功的高级管理人才很难走进公募基金会。而草根NGO则常常有一位非常强势的创始人，事无巨细都由创始人的意志和情绪决定，对于机构面临的管理困境，大部分创始人会认为只是行政的问题，只要找到一位能干又听话的行政主管就可以解决。个别创始人在经过重重挫折后，也会尝试着找一位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但多年养成的独断专行的习惯和财务账目的混乱，会使爱惜羽毛的职业经理人很快退避三舍。

    公益慈善跨行业跨领域跨专业，需要全方位的通才，通晓项目设计、服务人群、传播、预算、项目进程管理、人力资源、评估、IT、微博等不同层次的知识，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所以需要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人才。

    了凡四训云：“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做公益，似也有从事、从理、从心这三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