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冰

    《公益时报》：你进入公益领域这几年正赶上公益事业蓬勃发展也不断出现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杨文庄：我在公益领域这几年，刚好看见公益经历了春天蓬勃发展，接着是一个“倒春寒”，这个寒意至今还丝丝入骨、寒意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中国慈善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先天不足，一定会积累和反应出一些问题，以前还是比较孱弱，在人力资源储备、整个从业人员规范运作、资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不足，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偶然，是必然现象。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在几家大型的基金会，而是整个慈善系统，在各个组织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现。

    从“郭美美事件”，到天使妈妈受质疑，公众问责越来越细了，说明这些问题也是全面的、系统的，这对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来讲都是好事，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担当、责任和勇气，在这种批判和质疑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了政府的变化，那么主要在什么地方？

    杨文庄：在公众问责之初，个人觉得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有一种很无措、有点畏惧的状态，所以采取逃避、回避的方式，但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出现问题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不是一家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没有站出来回答一些公众的问题，来澄清一些社会的误解，以及为单个的组织承担一些管理方面的责任。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也需要一些政府的参与和回应，在社会的问责中，也需要完善和改进工作，使公益慈善的市场更好运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主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建立一个有利于民主法治社会或者市场体制下的，和社会组织、公益慈善事业打交道的新型关系，比如管办分离。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市场，在管理的同时提供必要的扶持，在管理的同时匹配一些社会资源来更好地促进发展，也包括为民间组织、草根组织更多地呼吁，争取一些权力和社会地位。

    《公益时报》：你的身份具有政府背景和公益实践者的双重色彩，那么你怎么看待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角色？

    杨文庄：政府和慈善部门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工作方法有时候不一样。政府更多是通过制定一个政策、推动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利用公共财政的资源，来推动问题的解决、社会的发展，比如新农合、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等等。当然政府部门手里可动用的资源都是在法定或是有限定的，很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的，至于怎么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的问责，把政府的资源更好地配置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缺陷和差距。

    对于我们公益基金会的定位，有的说是NGO，有的说是NPO，我个人更倾向于NPO非营利组织。如果说公益组织认同全民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国建设成和谐社会这个理念的话，那么应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重要的协调者、桥梁纽带这个角色，做一些政府还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应该是群众的代言人，政府工作的监督批评者，因为这样的定位，应该将公众的愿望和诉求，通过一个更合理的渠道反映解决。

    《公益时报》：2010年公益领域受到质疑声强烈的时候，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筹款受到影响了吗？

    杨文庄：我们影响不大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基础比较低，前几年还在几千万的水平，第二方面是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在自身管理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项目的管理、信息披露等等，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福布斯披露和中民慈善网的披露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公募基金会里面是比较好的，我们在抓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增长创造了条件。另一个就是近几年在引进人才方面加大了相当大的力度，我记得2009年我刚来时候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现在是34岁左右，有一大批人才进入为项目筹资、拓展、扩大影响，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也是增长的原因。

    《公益时报》：人才引进时候遇到什么实际问题吗？

    杨文庄：坦率地讲，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才在社会中地位和认可度并不高。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考到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可能会有北京户口、有各种福利，到了公益慈善机构，有理想但依然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在符合一定条件和规定的公益组织内解决一批人才落户，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留住人才，提高他们的社会荣誉感、职业荣誉感，会有很好的效果。有时候是支持的话说出来了，但是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行。理想照进现实，就会冷冰冰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现在在这样的机构工作是很困难的。

    《公益时报》：你觉得公益领域现在的发展阶段除了人才建设，还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杨文庄：我一直习惯于保持一种谨慎悲观的态度，现在公益领域没有太多竞争，项目的同质化很明显，因为市场非常大、需求量太大，公益组织还是不够多。2008年慈善风暴之后很多副产品也随之增多，甚至是“零成本慈善”这样的伪概念也有市场，很多不利于公益发展的事物大行其道，说明很多人对于公益的理解幼稚不成熟，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误解、偏见还很多，从整个业内人员的整体素质，各个基金会管理规范、创新产品还很弱，好比市场没有太多像样的企业，哪有像样的竞争。

    国际表现方面也不理想，在其他的欠发达国家，还没有我们公益组织的足迹，我们并没有走出去，缺少很成熟的一代一代在国外传承的项目。现在就是刚刚破了个题，至于要做的文章，还很多很多。

    《公益时报》：对国际的援助有可能会遭到公众的不解和非议吗？

    杨文庄：有这个可能，做慈善公益并不是要等到富裕了才开始做，而是一种相对性。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裕的时候，父母会帮助邻里之间，给点粮食借点钱，但那时候孩子可能就会不理解，说我们还没有呢，并不是说你我都满足了，而是说可能他比你更需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中国公益和公众要有这种胸怀，我们和欠发达国家比可能还比某些地方好，那么作为大国，并不是单比经济实力，有时候比的是人情味儿。我还是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不然国际上也会对中国有些质疑，你的产品去了、你的工厂去了，但是你的善、你的文化、你的价值观并没有跟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