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唐  乐(Guy Taylor)最初参与到艾滋病教育和防治是在中国。在英国读完大学，因为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感兴趣，唐乐来到中国。在学中文的同时，他跟一个社区组织的朋友在农民工学校做艾滋病教育，这影响到了他之后的选择。

    回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硕士时，唐乐选择了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作为研究方向，读完后直接申请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中国办事处的实习生，回到中国工作。唐乐说，这个专业的同学大部分都会到国外工作，而他自然最想回中国。

    硕士就读期间，他到英国最大的艾滋病领域民间机构Terrence Higgins Trust (THT)实习。在THT，唐乐看到了公民组织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THT有比较典型的系统化工作流程，可以在各个层面发挥作用。除了为相关人群提供检测、咨询，帮助转接治疗机构等，他们还会关注领域内的新闻、动态和政策报道，分析其是否科学；收集相关数据、证据，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信息，影响政策的决策过程。同时，当政府在考虑制定涉及到性健康或艾滋病感染者人群权益的新政策时，也会主动征求他们的专业意见。

    当然，产生这种影响的前提是机构本身的专业、透明做得非常好，掌握足够的资源，并且在资金、政策方面得到保障。唐乐说，在英国拿到募款资格比较容易，THT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公开募捐，也有政府的购买支持。政府更愿意支持这些组织活动，“如果政府部门直接在社区开展艾滋病相关工作，可能缺乏亲和力，而民间组织更容易接触到这些人群。”

    THT很大的作用是向政府反映来自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的意见和看法。而它的工作人员，有许多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相关人群，他们代表艾滋病感染者人群，为自己说话。

    唐乐觉得公共卫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公共卫生不仅是提供健康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在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艾滋病领域，涉及到反歧视、社会组织的工作等等。UNAIDS在中国也支持了一些已形成的网络，如同志论坛、性工作者论坛、中国抗艾滋病妇女网络等，这些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成熟，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组织可以提供很多实际有用的信息，他们是这个领域最专业的人。UNAIDS会定期与这些组织联系，也定期召开大型红丝带论坛等活动，请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参与。

    为这些人群建立提出意见的渠道很重要。唐乐认为，不能只觉得艾滋病感染者是病人，单向地提供救助就可以。作为主体，艾滋病感染者和易感人群需要参与到防艾的过程、甚至相关政策的制定中，这样才能真正反映他们的需求。

    近几年，中国有很多新政策出台，支持社会组织，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和开放登记。这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社会组织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否则，当工作人员都不明确这个组织明年还能不能存在、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时候，是很难把工作做好的。唐乐表示还并不确定目前正式登记的防艾组织具体数量，但与前几年相比，实际活动的已经多了很多。

    唐乐在UNAIDS负责倡导和信息管理，制定宣传计划，组织活动，管理社交媒体等。他要收集国际艾滋病领域的信息、案例、最新动态，包括总部会定期发一些最新的报道和资料，还有来自其他联合国机构、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将这些分享给国内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确保它们可以获得权威的国际资料。

    唐乐也很关注国内的消息，对于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征求意见稿）》，将艾滋病列入不合格之列。唐乐认为，艾滋病在正常接触中是不会传染的，没有正当的理由限制他们的工作，这是一种歧视。在英国，艾滋病感染者是可以做手术医生的。

    当然，他很理解有人反对艾滋病感染者做老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人们也因为不太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担心传染到孩子。而且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有道德关联，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患上这种疾病而对他进行道德判断。另一方面，人们不了解歧视的危害，社会歧视会让更多人不愿意去做检测和获得药物，这无疑会起到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