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艾已晴

    纵观国际，近年来，女性利益虽然得到了一些提高，但女性利益在各个国家受尊重状况仍参差不齐。公众利益的维系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女性利益的状况，也只有平等的公益理念才能推动整个公益事业健康、有效、稳步地发展。那么，在目前的公益事业之中，应该以怎样的理念深层次解读“性别平等”？女性在整个公益事业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实际状况又是什么？如何？为此，《公益时报》记者与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官员马雷军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问：因为每个人对“平等”的理解都不太相同，那么就联合国来说，“性别平等”的概念是什么？

    答：真正的平等其实应该是实质性的平等，即结果的平等或事实上的平等。既要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生理上以及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又要创造一种支持性的环境，让女性行使并享受权利。

    现在有很多人提倡的“平等”都是形式上的平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即认为男性和女性是相同的，因此像对待男性一样对待女性，对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和社会文化差异不予考虑，强迫女性粗暴地按照男性标准做事。这种模式不给予女性参与制定规则的机会，只是一味强迫女性参与，给女性造成极大的压力。还有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是假定女性为弱者，以“爱”和“保护”之名，通过排斥女性或限制女性的权利，剥夺女性参与不同项目的机会。看似“平等”，实则是“偏见”和“强制”。这就造成了一些陈规陋习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长期存在，干预措施总是着眼于排斥女性，而不是探究造成女性难以享受权利的情况或环境。

    问：你觉得女性在当下公益事业中充当着怎样的角色？有人粗略统计，中国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中，女性约占总数的70%，您觉得这样的比例说明了什么？ 

    答：女性在公益领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世界各国从事公益事业的优秀女性非常多，她们对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要强调的是：在公益领域，只要机会平等，女性就会发挥出巨大的潜力。

    但同时，我也很遗憾地看到，她们很多的贡献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社会认知存在“偏见性”的“不平等”。就中国而言，社会上普遍还认为女性是细心的、擅长照顾的，女性在公益事业中的贡献应仅仅局限在这些方面。

    正如你提出的中国从事慈善事业人员中女性约占70%的现象，这其实反映出当前中国的职业分工不够兼容流动，男性多从事科技、外交、政治等，女性则做慈善、服务等工作。同传统的角色定型认为女性更擅长照顾类的工作一样，这恰恰反映了性别分工和角色定型。这样一来，也会阻碍男性进入公益的基层工作领域，像现在的社工男性所占的比例还远远不够。 

    问：在你的工作中有经历过性别不平等的案例吗？

    答：我以前的单位曾经和美国的一个基金会一起合作，在赤峰给当地农村免费做白内障手术。当时做了30多个，发现24个是女的，只有6个是男的。因为在农村的话大家觉得男的是家庭主要成员，男的得了病还要养家，还要支撑这个家庭，所以家里借钱都要给男的把病治了。女的没有钱治病就算了，反正呆在家里，也无所谓。现在想起来，这种权利关系挺可怕的，反映了当地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角色定型，对女性非常不公平。

    问：就公益机构本身而言，你认为“性别平等”意识最亟待加强的地方是什么？ 

    答：慈善领域的领导层和决策层里还都是男性占绝对多数。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例，会长（1个）、副会长（5个）、秘书长（1个）、副秘书长（3个）全都是男的，各个部门的主任也几乎都是男性，这会给公益组织决策上造成很大的问题。正是由于慈善机构决策层里没有女性，才导致了这些决策不能够完全体现出男性和女性的共同需求，使救灾效果不明显，女性的公益需求还是没被满足。如果有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能够使女性进入到决策层，那她们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的《北京行动纲领》提出30%的参政比例。另外也把社会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作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八个目标之一。另外，在2011年成立了联合国妇女署，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而做出的。但是这些举措在各个国家的进展还很不一样。如《千年发展目标》的评估表明，中国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挑战。

    问：你觉得在公益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应怎样基于“性别平等”的真意进行实际操作？

    答：我觉得有以下几点：一是要在项目开展前的社区磋商；二是要选择男女都能受益的公益项目；三是要引导救助主体的性别意识；四是在做公益项目时避免二次伤害；五是要确保女性平等地参与项目决策；六是要考量项目是否强调平等获取资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