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制度转型

    “兰考”事件反映出中国的儿童福利制度需要大转型。

    转型时代来了，我们依然用传统的法律、理念来解读和处理是不行的。2010年我还在民政部，推出了孤儿津贴制度。这是第一次制度性和体制性的突破。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需要一系列的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作为补充，但这些补充一直没跟上，因此出现缺陷。2010年是个大的转折点，孤儿福利政策建起来了，中央财政拿出25亿。

    袁厉害这样的社会爱心人士的出现，我认为这是当时整个社会体制无奈下的一种爱心奉献。很多人说她是“收养”我认为不对，一两个孩子是收养，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孩子还是收养吗？我认为她在办民间儿童福利院，是爱心奉献。

    这样的孤残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拷问兰考火灾原因是不行的。国家儿童福利制度到转型的时候了。第一步是孤儿，第二步是重残儿童，包括大病，过去我们认为这些是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现在要转到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

    “三无状态”

    我认为不应对民办福利院进行过多的指责，更不要说取缔。这些年他们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他们的爱心奉献。当然，如果其行为触犯了法律是另外一回事。

    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一直说，对于袁厉害办福利院的做法，政府部门应该用“不妥”这个词，而不是“违法收养”。如果说“违法”为什么还存在这么多年呢？“违法收养”的说法和定性我认为是不妥的。这样的定性会让政府和民间产生极大的被动。

    “兰考火灾”的危机来了，政府和民间不应陷入对立。我认为应该人性化，大家坐下来对话，一同解决问题，要把民间和政府之间的“结”破掉。其实问题很简单，不需要讳莫如深，就是正视目前的“三无”状态：没有儿童福利法、没有资金、没有设施。这是制度层面的缺失，不单是河南的问题。

    目前残疾儿童都是由家庭负责，国家没有体制性安排。日本1948年就制定了《儿童福利法》，而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保障儿童福利。这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没有形成共识，对“福利”概念不了解，甚至害怕，所以至今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和救助法。

    解决之道

    首先，要有专门的儿童福利法。第二，要建立起独立、发达的儿童福利的专业化行政系统。国家儿童福利局在全世界是普遍存在的，而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机构。儿童和青少年福利在很多国家都是由专门的“部”或“局”来负责，所以才会有专门的社会工作人员。第三，要有专业化的儿童福利设施。设施不是指建多少体育馆、少年宫，而是要在社区建立儿童游乐设施，要有照料普通儿童的地方，香港叫庇护所或庇护中心。

    儿童问题不单是孤儿和残疾儿童的问题，而是综合性的问题。

    袁厉害这样的爱心人士的出现是一种社会需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社会问题依然存在。

    民办福利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样，民办儿童福利院是一个趋势，不应取缔而是健全。政府部门与民间机构要建立联系，鼓励更多的孩子回归家庭。这次兰考事件我们要冷静下来，理性思考解决之道，这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刘丽波采访整理）